邓小平南巡中鲜为人知的故事：插柳不叫春知道
田炳信(广州)
出行
1992年1月17日。中国农历是辛末羊年腊月十三。
北京。从景山后街不太宽敞的胡同里，一溜有警车开道的车队驰出，经过天安门，驰过北京饭店，驰过王府井，在警察的注目礼中，一路绿灯，驰进北京站。
北京火车站。中国第一站。这里是连通中国各省会的重要枢纽。也是腊月里人头攒动，攘攘熙熙最忙碌的火车站。
而东侧的一个月台上，稍显冷清，一列绿皮车已停在轨道上，警车开道，两辆中巴和几辆小车缓缓驰近，依次停下。小平夫人卓琳，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胖胖的邓林，长得极像邓小平的邓楠，邓家的大秀才邓榕，准备踏进商界的邓质方及女儿、儿媳、孙子、孙女及随行工作人员10人，踏进了专列。
87岁的邓小平穿着厚厚的大衣，围着一条灰色的围脖，和送行的人拉了拉手，在邓榕的搀扶下也踏进了专列。
列车悄无声息地滑出了站台。这是一趟没有编排车次的专列，除了中办和铁道部部长，没人知道开往哪里。
按照中央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担任过党和国家一把手的人，如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正常退休后，依然可以享受此种规格的待遇，包括政治待遇、生活待遇和安全保卫待遇。
所谓专列，就是专为中央主要领导视察工作的专用列车。中央主要领导出行，按照交通工具的种类，可分为专车、专列、专机。现在的中央和国家主要首脑大多是乘专机视察工作，它的特点是安全快速。中国建国初的主要领导，主要是乘专列出巡。毛泽东的专列是三级，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出巡，三趟专列同时开出。周恩来为人低调、朴素，每次专列实际只有一节车厢，办完公务，随便接在哪趟旅客列车后尾，就能悄无声息地拉走。
邓小平1992年途经江西鹰潭时，曾回忆起“文革”中在江西的日子，自我解嘲地说，我当年也有“三个专”：从北京到江西是用“专机”送来的；从鹰潭到北京是挂了一节车厢，“专车”送去的；在301医院住院，一个人住一层楼，也是一个“专”。
专列实际上是一个流动的总统套房。卧室、卫生间、会客室、会议室、活动室、餐厅警卫室、随从室、行李仓一应俱全，铁道部统称为绿皮车。这种专列外观和普通旅客列车一样，只是绿皮车上没有出厂车牌和出厂日期，也没有始发站和终点站的站牌。其时速在120公里以下，燃料使用的是负30号柴油，这种柴油一般是空军战斗机所使用的，好处是在零下30℃不会冻结。
邓小平走出卧室，脱去厚重的外衣，人也轻松了很多。车厢里的气温调节和在家里没两样。车厢两边加了扶手，便于老人家行走。懂事的羊羊跑过来：“爷爷，我拉着你。”
邓小平说：“不用，不用。爷爷拉着你吧。”
一双饱经风霜的大手和一双稚嫩的小手拉在一起。
邓小平极重亲情，晚年更甚。这次南方之行，他就是等萌萌、羊羊放了寒假，才出来。北京市中小学放寒假是1月15日，才准备了一天，17日就出门了。
专列上除了孩子们的笑声和童言无忌的闹外，只有专列的车轮和铁轨的接缝处发出有节奏的响声，分外清晰。
先遣组
北方人到温暖潮湿的亚热带气候的南方过冬，叫“躲冬”。东北人称窝在一个小空间里躲避严寒叫“猫冬”。
邓小平这次南行，可以算是一次“躲冬”。过黄河，跨长江，直奔珠江，到岭南人心理意义的南方。
中央办公厅对邓小平的南方之行相当重视。1月3日，由3人组成的先遣小组到了广州。负责和先遣小组接洽的是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陈开枝是广东省负责接待安排中央领导的“首席接待官”，在广东凡是官方的大白事和大红事，在场总指挥一定是陈开枝。
现在身为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1992年元旦，陈开枝到南海过节，上午10点半，谢非亲自打来电话，说了一句只有陈开枝听得懂的话：“我们盼望已久的老人家要来了，请你马上回来。”陈开枝知道，邓小平要来了。他跟陪同的南海市委书记、市长告别。
南海市长问：“什么急事？吃了中午饭再走嘛！”
陈开枝抱歉地说：“现在真的不能告诉你们有什么急事。也许很快可以告诉你们，也许永远不能告诉你们。”
驱车赶回广州，陈开枝看到了中央办公厅给广东省委的电报，只有两行字：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凭着敏锐的政治直觉，他预感到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发生，老人家到广东不只是来休息的，也不完全是为了看看南方改革开放的成就。他自己可能会成为这一历史的见证人。
先遣组的3人都是中办的工作人员，陈开枝与他们都很熟，一个是邓办的张宝忠，副军级；一个是老赵，正师级；还有一个是正团。寒暄过后，张宝忠说：“小平同志这次来是休息的。既要让老人家看看广东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又要考虑他已是87岁高龄的老人，不要过于劳累。”中办提出的巡视方案是深圳——珠海——深圳——上海。陈开枝则建议，在确保安全和考虑老人家健康的情况下，一定要让老人家多看看，让他坐下来多谈谈。不能视察完珠海，就坐船回深圳，一定要看看珠江三角洲，因为珠江三角洲变化也很大。张宝忠问那些路怎么走？陈开枝说：“你们也有8年没来了，最好也一起去看一看。”
他们共花了7天时间，沿着预定路线进行实地安排和检查。最后，确定的巡视路线方案，即深圳——珠海——珠江三角洲——广州——上海，和其它方案一起上报。最后，邓小平同志办公室主任王瑞林同志采用了这个路线方案。
按照惯例，中央领导在国内视察工作，都要由新华社国内部记者随行采访报道，但此次的专列上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只有3个中央新闻电视制片厂的摄影师。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休息。现任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建华，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谢非同志的秘书，他按照谢非同志要求，负责小平同志在广东谈话的录音、整理工作。陈建华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次的录音整理工作，几个月后成为中国的一件大事。
在武昌
专列停靠在湖北武昌站的支线上，等待加水。武昌地处中南，是中国南方和北方的重要交合部，也是中国最具双重性格的城市。
1992年1月18日在武昌与湖北省省委书记关广富、省长郭树言等谈话
邓小平走下专列透透气。依然是默默无语，在月台上慢慢踱步。
邓小平此次南行，目的地是深圳，沿途没向地方政府打招呼。轻车简从，不事张扬，是邓小平外出视察的一条铁定的原则。
湖北省委的同志还是知道了，知道邓小平途经武汉，专列要停靠20分钟。消息来源有三个：一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二是铁道部负责专列运行的负责人，三是随行人员中通过专列上的电话通知了对方。关广富和郭树言提早赶到火车站，在贵宾室候等。上级见下级，不叫不到，一叫就到。这也是规矩。
一名工作人员快步走到小平跟前，贴着他的左耳大声请示：“湖北省委书记、省长都在里面，要不要见一见？”
邓小平说：“那好啊，见一下吧。”
邓小平散步时有个特点，喜欢把左手插入裤子口袋，右手作前后摆动，这是右耳多年失聪留下的一个习惯，听事的左耳让它安静，不听事的右耳让它喧闹。晚年后，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陪他外出，总是像一个忠实的扩音器站在邓小平的左面。
60岁的关广富和56岁的郭树言得信后，疾步走出贵宾室，握住迎面走来的老人家的手。
邓小平慈祥地看着关广富和郭树言，这是两个懂规矩，又不懂规格的正省级官员。按纪律，不请不到；按人之常情，早就该来到站台候等。
关广富趋前一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小平同志，欢迎您。”
关广富1983年任湖北省委书记，此前，曾任湖北省财政厅科长，地方企业处处长，中国人民银行湖北分行行长。见到邓小平时，他已在湖北省委书记的位置上做了9年。
郭树言比关广富小4岁，河南镇平人，早年留学苏联乌拉尔基工学院，1978年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85年任国家科委副主任。属于技术型提拔上来的干部。1990年3月调任湖北省省长。
邓小平侧了侧身，握了一下郭树言的手，郭怯生生地说：“小平同志，您好，欢迎，欢迎，我们已等了很久了。”
关广富和郭树言问候的话音刚落，邓小平就问道：“你们的经济抓得怎么样啊？”
专列停留时间短，时间有限，懂事的关广富简明扼要汇报了几句。
邓小平边踱步，边讲，像是对着关广富讲，又像是对寒冷的大地在讲，显然不是就关广富的汇报话题而讲的。在中央领导中，特别是上年纪的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常会有这种文学上称作思维意识流的话语。他们站的平台不一样，更能放开说话。
“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电视一开，尽是会议，讨厌透了。会议多，文章长，讲话也长，内容重复，新的语言不多。重复的话要讲，但要精练。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毛主席不开长会，文章短而精，讲话也很精炼。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毛主席指定我起草，要求不得超过5000字，我完成了任务。5000字，不是也很管用吗？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
这时，孙勇走过来，告诉邓小平，时间到了，该上车了。
邓小平再次和关广富、郭树言握了握手，他强调了一句：要多干实事，少讲空话。
邓小平踏上专列，服务员收起踏步，锁好车门，专列带着一身湿湿的雾气启动了。
见邓小平就这么简单，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不必多问候，他也不会和你拉家常，有什么就谈什么事，一二三四，甲乙丙丁，谈完就完，他问你，你抓紧说，他拍了板，你不要再多罗嗦一句，事隔多年，郭树言见到新华社一位记者还是这番感慨。
关广富和郭树言迅速将谈话内容整理后，传往深圳“邓办”的同志，同时又迅速把记录稿传到了北京。
话是邓小平在空旷的月台上，对湖北省两个要员讲的，但声音很快在高层传开了。4天以后，北京就有了反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1月21日起草并向党中央、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江泽民、李鹏当即批示同意。
江泽民说：“此事群众反映强烈，要引起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中央领导机关的重视。去年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八中全会，当前，关键是要狠抓各项工作的落实。各级党政领导机关要转变作风，进一步密切联系群众，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扎实工作，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努力奋斗。”
李鹏说：“最近一个时期，国务院系统各种会议及其他事务性活动安排过多，有的会议时间过长，耗费了各级领导不少精力，应引起高度重视。国务院自己要做出表率，大力精减和严格控制各种会议，提倡各级领导干部把精力放在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上去。”
经中央领导批示同意下达的《关于减少领导同志过多事务性活动的建议》要求：大力压缩和改革各种剪彩、奠基、首发式、首映式活动；严格控制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表彰颁奖仪式；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下基层的活动，可经审定进行报道外，中央领导出席部会议和活动，一般不作报道，不要把领导同志出席作为报道与否或报道规格的标准……
在长沙
1月18日下午4时，专列缓缓驰进长沙的车站。
长沙是毛泽东的故乡。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长沙火车站站台大气、宽敞，成了仅次于首都北京火车站的第二大客运站。
专列停稳，早就候等在月台上的湖南省省委书记熊清泉快步蹬上专列。他没有像湖北省的关广富和郭树言那么老老实实傻呆在贵宾室里。
在会客室的车厢里，熊清泉双手握住了邓小平伸出的右手，连声说：“小平同志，很想念您呀！十四大后，再没机会见到您。”
邓小平笑呵呵地说：“一样，一样。”
寒暄过后，熊清泉请邓小平下车散步，看看长沙火车站，邓小平高兴地答应，随即健步下车。邓小平兴致很高，边走边聊。熊清泉向邓小平汇报了湖南的工作。1991年湖南气候反常，多灾并发，春有倒春寒，冬有大冰冻，北有洪涝，南有大旱，再加上蝗灾肆虐，风灾袭击，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但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下，全省上下千余万人参加抢险抗灾，危急关头都有共产党员站在前列，因而在大灾之年仍然夺得了大丰收，粮棉油产量创建国以来湖南最高纪录，农业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
邓小平听了满意地说：“不错嘛！这样大的灾害，不说第三世界国家受不了，就是发达国家也受不了。只有我们中国，依靠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这么大的灾害。”
熊清泉见邓小平兴致很高，重视情况汇报，又把湖南改革开放战略、思路、目标作了简单介绍。邓小平高兴地说：“构想很好。实事求是，从湖南实际出发，就好嘛！”“要抓住机遇，现在就是好机遇。”他又对湖南前几年改革开放晚、步子慢的情况，严肃指出：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经济发展要快一些，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那严肃的目光里隐含着一丝微笑。
时间过得飞快，马上就要开车了。熊清泉恳请邓小平返回时留在长沙住一段时间，邓小平微笑道：“不麻烦了。”站台上欢送他的同志们都祝愿他健康长寿，他欢快地回答：“大家都长寿。”又高兴地向大家招手：“来，一起照个像。”
湘江下午的阳光很柔和，专列像刚刚理过发的小伙子，朗朗驰出长沙站，奔向南方。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谁敢说这样的话？
——摘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
综述
邓小平暮年南巡，人们通常看做是他对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政经局势方向的定位，是为维护他的毕生事业——改革开放成果的进一步开拓。
历史事件的大场面退去之后，一些有意味的细节显露出来。比如说，一向寡言的邓小平在从深圳到珠海的船上整整讲了1个小时。比如说，南巡之后，邓小平的精力就不如以前，每日的散步由18圈减少为12圈。不仅是作为政经意义上的开拓，也是一位老人身体上的历险，我们应该这样来领会小平南巡的非常之处。
南巡的专列出发之初，懂事的羊羊（邓小平孙辈）说：“爷爷，我拉着你”。邓小平说：“不用，不用，爷爷拉着你”。历史不应忘记这一细节：一位拄着拐杖、需人搀扶的88岁老人，替中国迈出了开拓思想的一步。
南巡通常被看做是邓小平的思想跨越。思想跨越的步伐不是仓促迈出，虽属中流击水，却也水到渠成。在特殊的情势中，邓小平意外找到机遇，完成并宣告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系列思考、探索的成果和结论。
南巡讲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做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并启示性地指出：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一个在长久的历史时期里有重大意义的原则。
不发展经济只能是死路一条，这是小平在南方发出的强硬声音。风烛残年的老人把自己的生命和改革开放合为一体。
南巡之前的邓小平，带头遵守自己创立的退休制度，多年间力图少工作、少发言，以避老人政治之嫌；南巡之后的邓小平，不必言也不欲言，执著地归于寂寞。这更说明南巡讲话的独特性质。
实际上南巡讲话没有回避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任何一个重大问题，包括那些在今天并不处在人们注意力中心的问题，比如组织路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形式主义……
事实上，邓小平始终坚持和追寻着他那一辈革命家关心的马克思主义根本问题。
由南巡开启的思想之旅，今天仍在进行中。不理解这一点，也就不能真正理解和发展南巡的成果。
访谈
我胆大是从小平那儿来的
梁广大
曾任广东省委常委、珠海市委书记。有人称他是中国5个经济特区里担任主要负责人时间最长的官员，见证了小平同志的两次南巡。
新京报：小平第一次视察珠海后，给珠海当时的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
梁广大：我记得小平从珠海回去后不久，中央就在中南海召开了一个特区工作会议，我亲自参加了这个会，小平在这次会上说道：“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从此“大胆地干、大胆地闯，积极探索”成为指导我工作的座右铭。
新京报：您能不能谈一个大胆地闯的具体事例？
梁广大：比如当时国家给珠海经济特区的开办费才2700万元，而珠海财政1000万不到，1984年底、1985年初，我跑到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那儿借了10多个亿的款，并把这些钱用在供水、供电、通信、道路、学校、干部宿舍等的基础设施建设上。
也就是从1984年起，珠海经济特区迎来了第一个大发展高潮。（笑）那时就有人说我梁广大胆大，我胆大就是从小平那儿来的。
新京报：您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小平同志第二次在珠海视察工作时发表的一些重要观点吗？
梁广大：小平从船上下来，我们陪他参观市容时，他感慨地说道：“这里很像新加坡呀！这么好的地方，谁都会来。我要是外商的话，我也会来这里投资的。”
新京报：看来，老人家很高兴。
梁广大：在亚洲仿真公司大楼前。小平同志对陪同他参观的女儿邓榕幽默地说：“我是看新鲜，越新越好，越高越好。越新越高，我就越高兴。我高兴，人民高兴，中国这个国家高兴。”
在小平对珠海进行了7天的视察准备离开珠海时，我对他说：“我们一定坚决按您的决策贯彻到底。”邓小平说：我的决策还有一个用处，我的主要用处就是不动摇。“一旁的谢非同志回答到：”这个才最重要！“
新京报：梁书记，您在任的时候珠海建了很多大的基础设施，也应该是受小平南巡讲话的影响吧？
梁广大：小平同志第一次来珠海时，说“思想要解放一些”，第二次来说“思想要更解放一些”，要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搞建设。就是在小平同志大胆地闯的启发下，我们在80年代后期就突破了只在特区发展的思想。
新京报：航展、赛车项目也是您在任时搞起来的？
梁广大：航空航天博览会，促进了珠海的全面发展。我思考过很长时间，我觉得可以这样认为，珠海的今天，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很明显的一个缩影。没有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政策和路线的指引，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也就没有珠海的今天！
■回眸
小平1992年南巡历程
●驻足武昌论“实干”
1992年1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武昌停留，向湖北省的两位高层做了言简意赅的重要谈话：“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
●寄语深圳“搞快点”
1992年1月19日至1月29日，邓小平视察广东，会见广州地区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并和大家合影留念，鼓励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
●启发上海扩大开放
1992年1月30日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时告诫当时的上海市领导，“这是你们上海最后一次机遇，这个机遇你们不要放过。”
■瞬间
“我也摸一下大家都发财”
1992年1月22日，邓小平在深圳仙湖植物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时任仙湖植物园主任的陈谭清是当时的见证者。
在仙湖植物园，有一种交织成鱼状的树，陈谭清向小平同志汇报，这种树看上去像条鱼，广东人都说鱼代表着发财，就干脆把这种树叫做“发财树”，“好多人都喜欢来摸这棵树，说是摸一下能发财呢”。小平一听，也伸手摸了一下，他边摸边笑着说：“是吗？那我也摸一下，让我们大家都发一下财嘛！”
邓小平栽下高山榕后，小平的女儿邓榕过来跟他说：“好啦，咱们该走啦。”小平竟然像个没有“玩”够的孩子一样，说：“这么快就要走啦，一点自由都没有啊。”一句话，说得旁边的人都朗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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