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中国
　　
　　

 

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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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促成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交通线——丝绸之路，从长安经河西走廊，再分为南北两道，南道是出阳关（今甘肃敦煌西南）西行，经鄯善（今罗布淖尔附近），沿昆仑山的北麓，经过于阗（今和田）、莎东、蒲犁（今塔什库尔干），逾葱岭，至大月氏，再西行到安息和地中海的大秦（今罗马共和国），或由大月氏向南入身毒（印度）；北道是自玉门关（今敦煌西北）西行，经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沿天山南麓西行，经焉耆、疏勒，逾葱岭，至大宛。再往南北方向到康居、奄蔡；向西南方向到大月氏、安息。这条横贯欧亚的大路交通线上运输最多的商品是丝绸，因此被称为“丝路”或“丝绸之路”。

 

 

 

　　
　　
　　丝绸之路简史

　　
　　公元前后的几个世纪，在亚洲、北非、欧洲曾先后存在过汉代中国、安息、贵霜、萨珊朝波斯、笈多朝印度和罗马等强大国家。当时有一条横贯中亚、联系欧亚两洲的交通大道。它对这些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起了重大作用。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道西运，所以这条交通大道在19世纪被欧洲学者称为“丝绸之路”。后来，这一名称被普遍接受。丝绸之路所经之地，有白雪皑皑的崇山峻岭，有一望无垠的大漠荒碛和盐碱沼泽。在生产力和交通工具尚不发达的条件下，古代各国劳动人民、商旅、使者和僧侣等冒流沙、风暴冰雪袭击的危险，披荆斩棘开通商路，对于加强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丝绸之路与中西交通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克特西阿斯就称中国为“塞勒斯”（Seres），意即丝国。这说明中国的丝织品早就是重要的出口商品，也说明丝绸之路早有开端。但有史记载的大规模的交往却始于汉代张骞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月氏，中遭匈奴扣留，至公元前126年方归。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派张骞西去联络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同时分派副使赴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康居（约在今巴尔喀什湖与咸海间）、大月氏（阿姆河中上游）、大夏（巴克特里亚）、安息（帕提亚）、身毒（天竺）各国。司马迁《史记·大宛传》称他的两次出使为“凿空”，其意是他第一次走通了前人未曾开通的道路。
　　
　　从公元前2世纪以后，在中国西汉时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丝绸之路已有南北两道。南道，从中国玉门和阳关（今敦煌西），经鄯善（今新疆若羌一带）沿南山（今阿尔金山、昆仑山）以北循着河流西行，在莎车（今新疆莎车县）以西越葱岭，至大月氏、安息。在大月氏有多条岔道：向北越妫水（阿姆河），与康居、奄蔡（约在今咸海至里海间）道通；向南和印度相通；向西南与罽宾（今克什米尔一带）、乌弋山离（赫拉特）至条支（喀拉塞涅）之路通；向西则至木鹿、赫卡铜皮洛斯、爱克巴坦那、泰西封直抵叙利亚的安条克，渡海到达希腊、罗马，或南下经大马士革、推罗进入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北道，自车师前王庭（今新疆吐鲁蕃西）沿北山（今天山）以南，循塔里木河西行，至疏勒（今新疆喀什市），西逾葱岭，出大宛、康居、奄蔡，经里海、黑海以北草原与欧洲相通。张骞第一次出使，从匈奴脱身，经大宛、康居、大月氏而至大夏，所走的就是北道，返回时，“并（傍）南山”，所走的是南道。此南北两道都在天山以南。
　　
　　此外，汉代还有第三条未具体记载的天山以北的西行商道。这条通道就是取天山以北准噶尔盆地至乌孙、大宛的道路。张骞第二次出使，从内地直至乌孙，走的就是天山以北的通道。他从乌孙分派副使去大宛、康居、月氏、大夏。东汉时班超经营西域，于公元97年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到达安息西界（条支）的波斯湾，准备渡海，遭安息船人劝阻，未能实现。这是汉代中国使者在丝绸之路上所达到的最西点。
　　
　　公元3世纪以前，天山以南两道，以南道较为繁荣。公元3世纪至5世纪，两晋南北朝时期，以天山以北的通道最为昌盛。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代还有一条通往西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自出发地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船行约五个月，至都元国（今越南岘港）；又船行四个月，至邑卢没国（今泰国叻丕）；又船行约二十余日至谌离国（今缅甸丹那沙林）；再步行十余日，至夫甘都卢国（今缅甸卑谬附近）；又船行两个多月，至黄支国（今印度康契普纳姆），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汉之译使自此还矣”。已程不国是西汉时中国航海家所达到的最远点。《汉书·地理志》所记载的这条路的回程，已不再经陆路，大概是绕过马六甲海峡，总的航程时间延长。中国丝绸进入印度，先转运到巴利柴格（今布罗奇港）和巴巴里肯（今卡拉奇附近）。从这两个港口向北与中亚陆上丝绸之路相通；向西经阿拉伯海、波斯湾、幼发拉底河与叙利亚、巴勒斯坦商路相通，再经地中海航运至罗马。从印度还可以绕过阿拉伯半岛，经红海进入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港，再经地中海到罗马。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当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时，就更显出其重要性。
　　
　　丝绸之路与中西贸易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欧的商业要道，也是一条东西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大路，而以沟通当时国际贸易最为突出。《后汉书·西域传》说：“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反映出使者往来不断，商贩不绝于旅的情景。
　　
　　丝绸之路的商品，以中国丝绸为主要商品。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缫丝、织绸的国家。殷周之世，劳动人民已织出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后又发明罗纱和织锦。汉代制造丝绸技术大为提高，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所保存的精美的丝织品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丝绸外销，大约从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称中国为丝国，说明亚洲商人已将丝绸运往欧洲。自西汉至南北朝，中国丝绸大量运往西方。汉代为了保证经济上的交流，还采取了政治上的必要措施，遣使、设驿以保持商路畅通。
　　
　　中国的丝绸在古代的中亚、西亚以至非洲、欧洲都被视为珍品。汉通西域以后，中亚及西亚各地时行衣着丝绸。安息、塞琉古和托勒密的王侯后妃更是如此。各地庙宇也大量使用丝绸装饰。罗马帝国时期的欧洲，中国丝绸用途很广。在西罗马的中心罗马城和东罗马的中心君士坦丁堡，从皇帝、元老院元老以至权贵之家，都以能穿上中国丝绸为荣。基督教会的法衣、祭服、挂幕、祭坛装饰概用丝绸。国家官吏穿着特殊形式的丝袍，世俗富人普遍穿着一般丝袍。公元3世纪的一位罗马作家说：丝国人制造宝贵的花绸，它的色彩像野花一样美，它的质料像蛛丝一样纤细。
　　
　　中国除出口大量丝绸之外，还输出铁器、镍、贵重金属、铜器、漆器、杏桃和甘蔗等到中亚、西亚直到罗马。中国从中亚以西输入毛织品、玻璃、宝石、玛瑙、香料和化妆品，特别重要的是从大宛输入汗血马、天马；中亚各国的葡萄、苜蓿、蚕豆、石榴、番红花、芝麻、胡萝卜和黄瓜等植物，都传到中国。从西域和伊朗传入中国的，还有箜篌、琵琶、筚篥等乐器及绘画、雕刻、图案设计等技艺。安息和罗马的毛织品、玻璃也源源东来。由大宛西行的通商使者每年达十余次，他们去粟特、大夏、印度和安息，甚至更向西进。
　　
　　中国丝绸和各国商品的畅销以及由此而来的巨额利润，引起中亚、西亚、北非和南欧地区各国为控制商路，垄断贸易而展开长期斗争。中亚扼丝绸之路的要冲，中亚地区的主要居间商是粟特人。粟特以马拉坎达（今撒马尔罕）为首府，在中国史籍中亦称康居。他们一向以经营国际贸易著称于世，在中转商业中获利优厚。但是，粟特国小力弱，还不能控制和垄断丝绸之路。亚历山大帝国分裂后，直到大夏、安息独立前，丝绸之路掌握在塞琉古王朝手中。这笔垄断收益，在塞琉古的财政上、经济上都占重要地位。安息独立后，控制了中亚和西亚，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中转贸易。此时，塞琉古局促一隅，失去国际贸易霸权。安息从过境贸易和出口贸易中获利丰厚，据《后汉书·西域传》记载，获利达十倍之多。安息灭亡后，萨珊朝波斯控制了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不准粟特商人转运丝绸过境，阻止罗马商人贩卖丝绸，企图独占专利，但是，东方商品仍然流向罗马。罗马人每年从印度、中国和西亚等地输入大宗货物。这些商品在罗马出售的价格比它在印度的价格贵100倍。丝价竟值重量相等的黄金。这说明当时国际贸易的商人可从中获得暴利。
　　
　　丝绸之路与中外友好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欧各地各民族友好往来绵亘不绝，日益密切。
　　
　　公元前2世纪，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38年至公元前126年），访问过大宛、康居、大月氏，回国后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公元前121年、前119年，霍去病、卫青两次大败匈奴，控制了河西走廊，迫使匈奴远走漠北。此时，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5年），率300人使团到乌孙，又从乌孙分派副使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和大夏等国访问。汉使到安息，安息国王派大将率2万骑兵到东部边境迎接。汉使回国时，安息还赠送大鸟卵（鸵鸟卵）、黎轩眩人（罗马杂技艺人）给汉武帝。其他国家也都派遣使节往来而相互交流；中外友好关系随着使节、商旅和人民往来而肇始展开。
　　

 

 

 

　　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人把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据记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魏略·西戎传》）。汉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安息王遣使来中国献狮子、符拔（《后汉书·西域传》）。汉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派使臣来中国，赠送狮子和条支大鸟（安息雀）。公元148年，安息高僧安清（字世高）来中国传布佛教。公元148年至171年，他在洛阳翻译佛经，先后译出佛经35部41卷。他不但对佛教文化的传播，而且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发展都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后使节和民间来往更加密切。从南北朝到唐代，伊朗的祆教、摩尼教、基督教（景教）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105年，蔡伦改进造纸术，大约四五十年之后，粟特商人即将中国制造的褴褛纸运往中亚。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西域蒙奇（马其顿）、兜勒（色雷斯）遣使内附”（《后汉书·和帝纪》），是有史记载的中国与欧洲直接交往之始。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罗马皇帝遣使来中国献象牙等礼品，三国时代孙权黄武五年（公元226年）罗马商人入建业见孙权等活动均载于史册。这些更直接增进了中国与欧洲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经济文化交流。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

 

郑和下西洋的航行路线图

 

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海上交通的路线。中国的丝绸除通过横贯大陆的陆上交通线大量输往中亚、西亚和非洲、欧洲国家外，也通过海上交通线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国。因此，在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将横贯东西的陆上交通路线命名为丝绸之路后，有的学者又进而加以引申，称东西方的海上交通路线为海上丝绸之路。后来，中国著名的陶瓷，也经由这条海上交通路线销往各国，西方的香药也通过这条路线输入中国，一些学者因此也称这条海上交通路线为陶瓷之路或香瓷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关于汉代丝绸之路的南海航线，《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派遣的使者和应募的商人出海贸易的航程说：自日南（今越南中部）或徐闻（今属广东）、合浦（今属广西）乘船出海，顺中南半岛东岸南行，经五个月抵达湄公河三角洲的都元（今越南南部的迪石）。复沿中南半岛的西岸北行，经四个月航抵湄南河口的邑卢（今泰国之佛统）。自此南下沿马来半岛东岸，经二十余日驶抵湛离（今泰国之巴蜀），在此弃船登岸，横越地峡，步行十余日，抵达夫首都卢（今缅甸之丹那沙林）。再登船向西航行于印度洋，经两个多月到达黄支国（今印度东南海岸之康契普腊姆）。回国时，由黄支南下至已不程国（今斯里兰卡），然后向东直航，经八个月驶抵马六甲海峡，泊于皮宗（今新加坡西面之皮散岛），最后再航行两个多月，由皮宗驶达日南郡的象林县境（治所在今越南维川县南的茶荞）。

 

 

 

 

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通道

　　今天，如果我们乘飞机西行，无论是去西亚、印度，还是欧洲，最多不过二十多个小时。然而，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先民们在西行时，不论是走陆路，还是走海路，都要花费不知多少倍的时间，也不知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与外界交流的需要，促使我们的祖先早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就开通了连接东西方文明的陆上通道，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

　　一、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1910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丝绸之路的基本走向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它东面的起点是西汉的首都长安(今西安)或东汉的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西行至金城(今兰州)，然后通过河西走廊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汉代西域分南道北道，南北两道的分岔点就在楼兰。北道西行，经渠犁(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自鄯善(今若羌)，经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从疏勒西行，越葱岭(今帕米尔)至大宛(今费尔干纳)。由此西行可至大夏(在今阿富汗)、粟特(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东部)的犁靬(又作黎轩，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另外一条道路是，从皮山西南行，越悬渡(今巴基斯坦达丽尔)，经罽宾(今阿富汗喀布尔)、乌弋山离(今锡斯坦)，西南行至条支(在今波斯湾头)。如果从罽宾向南行，至印度河口(今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转海路也可以到达波斯和罗马等地。这是自汉武帝时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以后形成的丝绸之路的基本干道，换句话说，狭义的丝绸之路指的就是上述这条道路。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干渴难行。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杨师道《陇头水》)，“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中的中间站。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换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
　　东西方出土的考古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如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学所谓“维纳斯女神像”，与中欧、南俄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Pazyryk)大墓发现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亚和欧洲许多民族的迁徙。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这是在凉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贩卖。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530年，波斯国遣使南朝；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要比从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也被频繁地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前后的蒙元时代。这些已经溢出本书的范围，就留待以后再讲述吧。

　　三、通过丝绸之路的东西方文化交流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丝绸之路上，也流传着许多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话和传说。
　　说到丝绸之路，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中国丝绸的西传。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露体动人。丝绸服装的追求已经到了奢侈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Seres)。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国途经于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有关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一本作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蓝，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八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502—640)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织品情况。
　　至于更远的西方世界，是迟到六世纪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483—565年在位)时，才由印度人(一说波斯人)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那里，用空竹杖偷运走蚕种的。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Media)，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成群结队地东来贩易，并且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所以，就今所知，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还是深目高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坏地影响过历史车轮的运转，比如武威安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后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又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和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一六二)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集校注》卷二)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诗》卷四二六)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史书记载安禄山“腹缓及膝”，极力描写其臃肿肥胖的样子，大概是有些夸张。他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风”，(《新唐书?安禄山传》)可以与杨贵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我们可以从这篇史学名作中，一览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而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已经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刹那”、“影响”、“水乳交融”等等；随处可见的佛寺山窟；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在九、十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中，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各种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相对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国思想的西传远远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样多，但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到来，才将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地介绍到西方，同时也开启了西方近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之路。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跨世界之屋梁，通中西之文化”，开辟了一条横贯欧亚、绵延万里的伟大商路。“驼铃声声，马蹄阵阵，东来西去之使者，往来不绝”，这是古代丝绸之路的生动写照。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漆器，源源不断地销往波斯、大食等域外城市。西域的胡椒、胡桃、胡萝卜、胡笛、胡马等物产，也通过丝绸古道走入中国的千家万户。我们现在所处的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它见证了中西交流的辉煌。早在汉朝，这里就是各国商旅云集、商肆店铺林立、奇珍异宝汇聚的国际商贸中心。到了唐朝，这里是当时世界上唯一人口超百万的国际大都会，定居于此的外国商贾侨民就超过2万人。

　　公元前139年，中国伟大的使者张骞，正是从距这个会场10公里的汉朝皇宫出发，筚路蓝缕、九死一生，终于开启了东西方交往的大门。这种“冒险无畏之精神、百折不挠之毅力”，已经凝聚成一座巍峨的历史丰碑。今天，古老的丝绸之路又承载起新的使命，孕育着新的生机。作为新时代的欧亚国家和人民，有责任传承伟大的丝路精神，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创造欧亚各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汪洋 在2013欧亚经济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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