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扩招，打开中国教育新篇
金羊网 2007-07-07
前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独特评说
本报首席记者 樊克宁 本报记者 陈晓鸿
1999年的大学扩招，堪称中国教育史上一件大事。当时，中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5%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水平；高中毕业生千军万马挤上高考独木桥；竞争激烈带来沉重的学业负担，人们从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到抨击应试教育……在此背景之下，大学扩招被看成一剂良方，中国教育新的一页被打开了。
8年，大学新生从扩招前的108万人，激升至今年的567万人。回看历史，记者对话前国家教育部学生司司长、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听这位大学扩招的操刀人的独特评说。
瞿振元:
●大学扩招，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
●扩招对于提高劳动大军的素质，有无可估量的贡献
陈晓鸿 摄
决策动机：打开教育瓶颈
记者：并轨收费改革一完成，马上进行高考扩招。当时是怎么决策的？
瞿振元：扩招其实不是部门行为，不是教育部决策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集体讨论决策的。我记得是在1999年，当时召开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全教会，在会议筹备过程中，党中央决定扩招。
记者：当时您是学生司司长？
瞿振元：对，王炽昌搞完“并轨”后就离任了，我接着上任搞扩招。学生司的基本工作，一个是招生，一个是就业。我们的任务是把这个决策执行好，平稳地做好工作。
记者：决策扩招的动机？
瞿振元：传说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亚洲金融风暴过后，为了扩大内需，国家的经济管理部门提议把大学扩招作为扩大内需的举措之一，等等。其实，党中央、教育部都不把大学扩招简单理解为解决经济驱动力。因为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发展当中的一个瓶颈，是规模偏小的一部分，当年我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才进入5%左右，我们经常说上大学是“百里挑一”的事情，这样一种规模跟社会和经济发展速度是不相适应的。说实在话，作为法律的语言，应更少地使用“积极”这些态度性的语言，但是当时我们的有关法律里面都用“积极发展高等教育”这样的说法，说明发展高等教育是普遍共识。
记者：有一种说法，当时已经将批评片面追求升学率，升格为批评应试教育，教育部希望通过扩大招生规模，解决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稀缺而带来的中学阶段竞争激烈的问题？
瞿振元：这个角度也是对的。1999年开全教会时，也提出是不是从出口的地方松一些，不要千军万马挤独木桥，把这个桥做大一点，还要建立交桥，打通多种交通渠道，多途径升学，建立终生教育体系，以减轻升学压力。就是说从教育内部各个层次规模、从社会需求、从国家发展、从实施素质教育这四个角度看，都需要扩大高等教育招生规模，可以说扩招是必然的事情。
当年决策当年扩招，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记者：1999年做决策，很短时间就执行了。这种情况就像决策七七级恢复高考一样，时间是比较短的。
瞿振元：决策后，对于我们操作部门来说，也议论过是1999年做还是2000年做？中央确定，当年就扩招。你想想，五六月份确定扩招，7月份就考试，9月份就入学，留给工作的时间是很紧张的。当时全教会上，朱镕基总理说“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讲得非常恰当。我当时开了一个玩笑，我说食堂24小时开，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是住宿，总不能一个宿舍倒着轮班住吧，一些领导就笑了。当时准备工作很仓促，但扩招工作有条不紊，保证了当年顺利录取，入学。
记者：我印象中有的地方连出租屋都被包租，作为学生公寓。
瞿振元：当时好多设施老化、宿舍陈旧，学校压力很大，大家想了很多办法。事实上，扩招是一个推力，带动了大学很多问题的解决。扩招后8年来，包括住宿、吃饭、运动场地、科研条件……多方力量投入，使高等教育资源大大膨胀，这是好事。但是，也有人批评很激烈，他们经常引用梅贻琦先生的话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梅先生的话当然是对的，是经典之语。但也要看到梅先生讲话的语境。其实当时的清华大学经费充足，“大楼”问题已经解决，薪俸也高，更凸显大师的稀缺。“大楼”和“大师”之间也有辩证关系。你能够说，如果今天没有大楼，对大师有吸引力吗？你看这几年我们有了一定物质条件以后，吸引海外优秀人才，招聘“大师”就有了现实的可能。
记者：今年有这样一种情况，比如说有一些大学，像吉林大学，包括很多高校，贷了很多钱搞建设，于是有一个名词出现了，叫作“高校破产”。这个跟扩招有关系吗？
瞿振元：由于高校扩招带来的教育设施的增量，是在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形成的，总的来说形成了国有优质资源，绝非是奢侈品。追求大而全，那是个别的。稍微有良心的都可以看到，大学的那些大楼在那里，是教学、科研的必要的现实条件，不能睁着眼睛说瞎话。至于如何合理地消化矛盾，减轻高校负担，可以坐下来好好论证。
扩招与大学生就业难，有必然联系吗？
记者：您认为扩招有没有带来什么问题？
瞿振元：我印象挺深的是，当时连中央领导同志都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除了担心物质条件不够以外，还忧虑将来学生的就业问题。过去读大学，不止是就业，是当官，做国家干部，吃皇粮，这就是计划体制。而且中国人还有这样的观念，文盲不就业可以接受，高中生不就业已经不舒服了，大学生不就业就一定会成为一个问题，况且我们是缴费上学。因此，扩招时是考虑到了就业问题的，你们如果去查当时的讲话，都预见到了。决策扩招，这不是一个不负责任、不计后果的东西，是有考虑的。
记者：现在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确实出现了，似乎还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
瞿振元：思考这个问题得换一个角度。不是说扩招了才有这些人的就业问题，他们早已出生了，等着就业呢。摆在高中毕业生面前的问题是，马上就业，还是上了大学再就业？他们的就业问题不是扩招带来的。扩招使大学起到了就业蓄水池的作用，延缓了一批人的就业时间，而且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使他们能更好地去就业，应该是这个关系吧。我们现在一年大学毕业生500万，主要在城镇就业，而新增的城镇就业岗位是1000万左右，这就意味着新增的城镇就业人口当中，一半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说明扩招对于我们劳动大军的素质，有无可估量的贡献。
记者：您在这里谈到了劳动大军，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读了大学，不应该进入体力劳动的阵营。
瞿振元：大学扩招实际上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从不到10%的毛入学率，一下过了15%，后来又过了20%，现在是23%。我们从精英化高等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才用了五六年时间，西方国家一般要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二三十年，人都换了一两代了，“观念问题”消化起来就会比较容易，比如说有人拿了文凭还去开货车，不会被认为是个问题。现在我们只有五六年时间，都是同一代人，观念不适应很正常，我们大家要一起去经历转变中的痛苦。
扩招降低了大学文凭的含金量？
记者：扩招也面临一种指责，就是文凭含金量降低了。
瞿振元：扩招前的招生人数108万，现在招生567万，我可以有把握地说，这567万学生中的前108万，仍然是最优秀的，不会比过去逊色。那我还有459万，这部分过去只能受高中教育，现在受到了高等教育，你说，扩招是不是总体上对人才的贡献多了？当然这459万是不是一定要在质量上跟那108万比呢？本来这些人过去连上大学的机会都没有，现在得到了这个资格，而且完成了高等教育的基本学习任务，你说好还是不好呵？
扩招到多大规模才算是适度的？
记者：大学扩招，扩到怎样的度最适合？现在有的地方不到两个人就录取一个了。
瞿振元：北京可能更高一点，录取率达到百分之七八十，上海也是。农村相对低一点，也跟过去不能比了。什么度才合适？这个度不能完全由人去算，这是一种社会的选择，应该跟社会分工体系相联系、相适应。因此，这个“度”是动态的，而不是固定的。但是得承认，教育的发展要比现实的需求适度领先，要能够预见到今后的发展，应有适当的人才储备，但也不能储备太多，这就是“适合的教育”。不要因袭“唯有读书高”，制造“人人都要上大学、只有上大学才有出路”的舆论，而要鼓励终生学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使每个人受到“适合的教育”，在各个“行当”上发挥每个人的潜能。
图：1999年开始的大学扩招，大学新生从108万人升至今年的567万人 宁彪 摄
高考指挥棒改变几多快乐童年
专家指出：高考需要被淡化，成功概念需要多元化，社会应提供更多成功机会和渠道
金羊网 2007-07-07
本报记者 王倩 实习生 曾彩霞
从出生起，直到18岁，不对，直到终老，高考影响着我们大多数人的一生，命运从此改变的神话并不只是下乡知青那一代的专利。给很多人更刻骨铭心的是，高考伴随着他们整个童年。
故事一
“差生”刘西工作后成了上司和客户眼中优秀者
考场失意无碍职场成功
23岁的青年刘西（化名）就职于一家大型保险企业。他的上司经常拍着他的肩膀说：“新来的年轻人中，你的业绩增长最快，好样！”刘西敲开客户的门，老太太拉着他的手满脸堆笑：“瞧这孩子，一表人才又善解人意。”
但很多人没想到，在上司和客户眼中如此优秀的刘西，却曾是高考的失败者，而他的童年，也一直在高考的阴影下挣扎。
“我小时候既厌学，又顽皮。”但他并不是那种喝酒打架的坏学生。上小学三年级时，数学老师给了他人生第一个重大打击——因为做题慢和固执，老师常常体罚他。“打手板把塑料尺打断了，老师就抄起铁尺打，打得不过瘾就用皮鞋踢我，打完了还不许告诉家长。”
“我考试不及格，拖了全班的后腿，影响了全校的成绩，学校嫌弃我，我也憎恨学校。”渐渐地，刘西看见书本就头疼，甚至不开口讲话。刘西说：“也许我的例子比较极端，但很多人其实和我一样，由爱学变成厌学，最终成为高考的失败者。”
“我好心疼儿子，但我能有什么办法？”刘西的母亲说，“我知道他不是读书的那块料，可不读书他以后怎么办？他能养活自己吗？”
后来，刘西的幸运来得让人诧异。他在保险业务员的考试中，仅用3天就记住了字典那么厚的法律和保险业务知识。这个“门槛”不高的工作成为了他人生的大舞台，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30年高考，给无数青少年提供了相对公平的成功机会，但也不要忘记，还有无数的孩子，因为自己特异的个性和天赋，在大一统的高考之路上做了别人的“垫脚石”。其中，幸运者如刘西，保存了较为健康的人格，而不幸者却是更多，令人唏嘘。
故事二
担忧国内大学教学质量，打算送孩子出国读书
大学教授不想儿子高考
早上七点半上学，中午在校午餐，下午放学参加乒乓球兴趣班，五点回家做作业、吃晚饭，“一三五”晚学“奥数”，“二四六”晚学画画，双休日学小提琴和英语……这竟然是一名9岁小学生的日程表！
这名小学生叫小涵，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二年级学生。
周三下午，小涵打完乒乓球回到家，想拿起遥控器开电视，妈妈立即变脸：“作业完成了？”“还有一些。”“那还看电视？！”小涵惟有乖乖掏出课本……
晚上7点，饭桌上。小涵滔滔不绝：“我同桌又病了”，“老师讲了个好听的故事”，“我今天第一个交作业”……眼看快到点去“奥数班”，妈妈下令：再说话就不让你看电视！
从补习班回来已经晚上10点。洗漱完毕，小涵想看电视。妈妈又催：“快睡觉！不然明天要迟到。”
小涵的爸爸刘先生是美术教授，他说，“孩子比我忙”。小涵妈妈为了照顾儿子，放弃外企高薪，转在家做会计。夫妻俩感叹：其实家长跟孩子一样累。
小涵每天的学习任务虽然排得满满的，但刘先生却表示，没打算让小涵参加高考。刘先生说：“中国学生从小学到高中，应试不断，为了考大学，孩子都成考试机器了。”他身为大学老师，却担忧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大学课堂依然满堂灌，学生独立思考少，动手和实践机会也少。尤其大学扩招后，教学质量令人担忧！”
“等孩子稍大一点，就送国外读书。”而现在小涵的所有学习与兴趣培养，都是为了将来能更好适应外国生活与学习。
专家讲述
考大学越来越简单，为何学生童年仍被指挥得团团转？
家长望子成龙心切孩子压力越来越大
讲述人：吴琦，广东省首批基础教育系统名校长之一，曾在广州市执信中学、广州市培正中学执教并任校长。
“我就是七七、七八级的高考辅导老师，我带过30年的高考生。”
当时，我还在海南岛五指山一个县的师范学校教书，我们应几个农场的邀请，对准备高考的知青进行辅导。说是辅导，其实就只能把整个中学阶段的知识，浓缩到一小时多讲完。我们所到之处，容纳上千人的大礼堂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但却鸦雀无声。所有人的眼睛都死死盯着我和我身旁两个平方米不到的小黑板。
而真正说到高考影响和改变童年，是80年代以后的事。最初考生都是自觉自愿参加高考的，在面临下乡的同样命运时，命运已经选择了一次，只有那些一直把书本带在身边、每天劳动再累也坚持看书学习、无论别人怎样悲观自己都绝不放弃的人，才搭上了高考的幸运车。这些青年，没有人去逼他们，反而再多的困难都拦不住他们学习的热情。记得有一位当时被认为出身不好的广州知青，为了圆大学梦，居然坚持几年利用放牛时间，将一本三四百页的《袖珍英汉词典》背得滚瓜烂熟，他最终考上了一师范大学外语系。
人们总说现在高考太难，但其实从录取率讲，当年的高考才真的难，能考上大学的人凤毛麟角，所以出人头地。整个社会就对高考留存了这样的印象——高考是一道龙门，改变命运就靠这一跃。
但其实人们没有看到，“文革”结束后，恢复的不光是高考，而是整个教育，基础教育的全面发展进步使得读书变成人人有份的事。仅从人数上看，高考已经从当年的涓涓细流变成今天的滚滚洪水，河道宽了，入海口也宽了，其实考大学变简单了。难的是，要想像当年那样一跃成龙已经不太可能了。
现在学生的童年的确被高考指挥得团团转，其实确切地说，不是高考，而是家长们望子成龙的心愿。现在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从社会对这一现象的失望就能看出这心愿有多强烈，对高考寄予的厚望有多沉重。当发现只是随便考上一所大学不足以实现这一愿望时，家长们就又将目光集中在少数几所顶尖大学。目标变小了，竞争对手变多了，这个难度自然越来越大，孩子的压力自然也越来越大。
高考已经到了需要被淡化的时候，社会应该提供除高考以外更多的成功机会和渠道，成功的概念也应该多元化。只有这样，因材施教的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图：最后的冲刺，谁也不敢怠慢 本报记者 侯恕望 摄
图：此情此景，是许多高考过来人似曾相识的记忆 本报记者 侯恕望 摄
文科&理科，就业冰火两重天 文科不该设本科
2008年01月14日 082458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7年年底在体育中心大型招聘会入口处的大学生们。
是扩招导致还是女生多惹的祸
“真后悔读了文科。”中国传媒大学研三学生魏杰（化名）最近一直在想，自己是不是“入错了行”，“文科和理科，简直是‘冰火两重天'——我在北邮的同学，他们班现在80％的人都至少有个保底的offer（协议意向）了。可我们班，80％的人都还没着落。”
“文科生就业更难？文科生的数量本身就少吧！我上学那会儿，理科开了8个班，文科才两个班。”在一家网站任公关经理的李文，并不认为文科生就业更难。
文科生找工作更难，是事实还是假象？
资料图片 中新社发 井韦 摄
文科生就业更难？
“文科生就业确实比理科生更难，而且历来如此。”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许纪霖认为，目前重理轻文、重科技轻人文的思维并未发生很大改变，这个问题确实存在。
“尤其在我们高职院校，这个趋势更加明显。”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就业办公室主任张兴国说，高职院校对工科生的培养普遍有很强的针对性，甚至是订单式培养，而“现在企业用人，希望到了就能用，不乐意自己再花时间培养，这一点从高职生比许多本科生更受欢迎也能看出来”。针对性不那么强的文科类专业，因此就业时相对更难。张兴国举例说，“像我们学校，现在学生的签约率大约为70％，另外一所文科类的高职，现在签约率还不到30％。”
“文科生的替代性很强。比如一个文科职位摆这儿，正好有个朋友的亲戚孩子找工作，那就让他干呗——反正让谁干不是干。理工科相对专业性要强很多，不是谁都能干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劳动力市场教研室主任丁大建副教授说。
“不过，说文科生就业更难，只是总体上的情况。具体到某个专业、某个学校的文科生的话，他们的就业形势未必就比理科生差。”许纪霖说。
“不能一概而论。”北京大学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李军凯出言谨慎，“现在找工作难，文科生难，理科生也难。”
文科生扩招明显幅度更大
“文科生就业难，最主要的还是招得太多。”许纪霖说。
伴随着文科学生“找工作更难”的感受，可以看到的是，1998年以来，文科类专业的扩招幅度明显高于理工科。
“我是亲眼看着我们这个专业，上课怎样从小班换成大阶梯教室，同学从‘称兄道弟'到‘相见不相识'的。”北京师范大学刚刚毕业的文科博士张华说。
据教育部的统计，普通高校2004年入学（今年毕业）的本科生为209.9万人，较扩招前的1998年增加了2.2倍。其中，经济管理类增加了4．0倍，包括新闻、外语等在内的文学类增加了4．0倍，法学类增加了2．6倍,与此同时，工学类仅增加了1.4倍,医学类增加了1．5倍。
也正因此，扩招以来，本科学生中文科类所占比例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由1998年的34.5％上升到2006年的49.4％。
研究生的情况与此类似。2006年入学的博士生、硕士生合计为39.8万人，较1998年增加了4.5倍。其中,经济管理类增加了6.1倍，文学类增加了6.2倍，法学类增加了4.6倍，工学类增加了4.0倍。
研究生中，文科类所占比例同样呈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30.6％上升到2006年的37.3％。
教育部的统计同时显示，扩招以来，专科生中文理科的比例没有明显变化。
“文科扩招不受实验室、教学设备限制，加印教材，小教室换成大教室，就可以开班上课，扩招起来更容易。”许纪霖分析。
文科类有的专业本来就不该设本科？
“一方面，学生在抱怨找不到工作；另外一方面，用人单位在抱怨找不到合适的人。”许纪霖认为，这说明，文科生就业难，还不仅仅在于人多，在教育体制、专业设置方面还存在问题。
本报去年8月曾刊发报道，2006年，全国新闻传播类专业在校生达13万余人。而据新闻出版总署下的中国记者网统计，2005年，包括报纸、广电、期刊在内的所有媒体的注册在职记者，也不过17万余人。
而在2006年的中外大学校长论坛上，包括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钟秉林、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对外经贸大学校长陈准民等在内的大学校长，曾建议本科取消法学、管理学等文科专业。校长们认为，“没有相应的知识背景，没有必要的阅历，是不适合从事这些专业的”。
旅美学者薛涌更是直言：“这些专业要求的分数高不说，教育内容近乎垃圾”。
而恰恰是这些受到非议、大学校长们建议取消的专业，从教育部统计来看，扩招以来本科生的增幅远大于其他专业。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近几年来不同层次的招生目录在不断调整。比如2005年以来，历史、哲学就已经不再招收专科层次学生。
都是女生惹的祸？
“找工作难，文科生找工作更难，文科女生更是难上加难。”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应届研究生小叶这样总结自己的求职境况。在她看来，文科生找工作更难，和文科中女生偏多有关系。“不是有句话吗，‘女人当男人使，男人当牲口使'。女人好歹还得当‘人'使，好像用人单位不喜欢。”
“一中央媒体在我们学校招人，全班都投了简历。结果十几个女生全没资格参加笔试，仅有的3个男生全去了。”魏杰感觉，男生在找工作时更有优势。
记者注意到，从教育部的统计来看，近几年来，女生比例已经有了大幅增加。以研究生为例，女性所占比例已经由1998年的33.9％上升到2006年的44.7％。而增加的女学生，很多集中在文科。
丁大建认为，和扩招以来的这些结构性变化相比，用人市场在一段时间内其实是有着相当的刚性的“定势”。
“用人单位在用人上是有惯性的，他会参照以前的情况。比如这个岗位是用研究生还是本科生，是用文科生还是理科生，是用男学生还是女学生，都会保持一定的连贯性，短时间内不太容易改变。”而扩招以来，大学生数量、文科生比例和女生比例都大幅增加。“劳动力市场需要时间来消化、吸纳这种结构上的变化。”丁大建说。
与此同时，丁大建认为，毕业生也一样有着“定势”，“他也会参照以前，看师兄师姐都找到了什么样的工作，以此作为自己的期望。但事实上，就业市场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两个效果叠加，使得就业更难。”丁大建说。
文科学生当自强
“我甚至可以说，文科生找工作更难，其实也是公平的——因为他们在学业上的付出本来就更少。”许纪霖说。
采访中，许多文科学生也自认，在学习的努力程度上、在功课上花费的时间都不如理科生多。“我校生物系、化学系的同学，不到晚上10点宿舍根本找不到人，全泡实验室、图书馆了。可是我们系，好像一天到晚都有人在打游戏、睡觉。”北京某大学的一位历史系研究生说。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国外，书是越念越辛苦，中小学最轻松，博士最辛苦。在我们这正好反过来了，中小学压力最大，博士硕士反而最轻松。”许纪霖认为，和理科生相比，文科生的学习强度要小很多。
“现在的文科生，一门课一个学期下来，交一份作业就可以了——这份作业还不知道是不是抄来的。在国外，即便是文科生，每个星期都要做好几份paper（论文），几个星期就要交一次作业。”许纪霖说。
“我们文科学生不要抱怨太多，机会总是有的——但不是一个文凭就能换来机会的。这么多年书读下来，你的简历上一点光鲜的东西都没有，人家凭什么要你？”许纪霖说，“其实，在现在的情况下，只要你稍微努点儿力，就能比很多人做得好。”
“人才是不会被埋没的。”许纪霖说。（记者 唐勇林）
工科生忙着“挑婆家”
文科生急着“找婆家”
“工作挺好找的，我估计今天能签上。”刚进入招聘会现场没多久，长春工大生物工程专业的曹鹏就这样告诉记者。随后他又补充道：“我们班40几人，此前已经签出去十多个了，没几个准备考研的。”
隆冬季节，长春户外气温摄氏零下十几度，而长春工业大学图书馆内气氛却异常热烈。该校2008届工科毕业生供需洽谈会又是一个“供需两旺”。
“顺应时代改变，俯首甘为梦想”，化工专业的王钰铭拿着求职信，一脸轻松。他说：“我听说有很好的单位来招聘，就过来看看，现在工科专业的总体需求很大，找工作不急，如果一时没有合适的，我打算继续深造，一般的单位还是不想去的。”
电气化专业的小郭，也并未感觉女生就业难，她告诉记者：“班里女生成绩一般都排在前面，成绩能弥补我们的性别劣势，找工作还是不愁的。我看到江西有家单位开出的月薪是8000多元，还有一家新疆的单位，年薪也开到5万元到8万元。但我父母身体不好，所以不想跑太远，再找找看。”
高分子专业的女生小刘，在招聘会现场和吉林一家公司签下了协议，她有些兴奋地说：“我和男朋友‘打包'过去的，不知道是不是凑巧，今天碰到了好几对这样的情况。”
工科毕业生忙着“挑婆家”，一些文科毕业生则忙着“找婆家”。
“我终于等到了一家保险公司的面试机会，无论待遇如何，我都要去试一试。”长春某高校金融专业的小韩，一脸无奈地告诉记者，“同学们都在积极找工作，但至今我们专业还没有一个人真正签约。”
同样，在长春某高校读新闻专业的小王说：“我至今已经投了近20份简历，基本上都石沉大海。最近倒是有一家公司让我去面试，但人家看上的，却是我辅修过的计算机专业。”
长春工大就业中心主任杨文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增长点的拉动主要还是靠科技、加工、制造等产业，我们国家这个市场太大了，资源太丰富了，工科人才的需求量不可能降下来。”杨文龙介绍，2000年以来，该校工科毕业生就业就持续火爆，签约率能达到97％。(实习生 邵方超 本报记者 彭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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