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美国陪审团如何审案
陈强 · 时间： 2007-06-28 · 来源：父女专栏——大小眼看美国
（法院大楼·陈强摄）
法院、军队、监狱等国家机器总给人一种神秘感和威严感。美国的国家机器如何运作？我想上法院去探个究竟。
没想到，进法院这“大衙门”还挺简单的，连身份都不问，只需要过一道安检门。我随身携带的相机被法警发现，临时寄存在他那里。因为法院内不准拍照。
当天，有４个案件正在开庭中。我在一间有３个穿蓝色条纹囚房、戴手铐的黑人受审的法庭坐下旁听，原来这是一起重大交通肇事案。奇怪的是，法庭上除了法官、公诉人、辩护律师之外，却没有在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陪审团”。我又观察了其它３个法庭，也不见陪审团的影子。
陪审团制度，是美国审判制度的独特之处，也是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应该说，我就是冲着看陪审团审案来的。于是，我到法院秘书处询问，一位女士告诉我，陪审团不是必要的，只有在被告要求的情况下才临时组建。因为根据美国联邦法律，被告有权选择由法官断案，或者要求由陪审团来审理涉及自身的案件。我问她哪一天的庭审会有陪审团参与，她查了查日程表说，“下周二上午有，你可以来看看”。
星期二上午９点，我准时到了法院，发现法庭的摆设与上次不同，在庭审区的左边摆放了４排椅子，旁听席的第一排也被绳子拦住，上面贴着“陪审团预留座位”的纸条。公诉人、辩护律师和被告人坐在庭审区的右边，中间最高处坐的是穿深色长袍的男法官，其左右两侧分别插着美国国旗和密苏里州州旗。着便装的两位女书记员坐在法官的下一层。法庭周围有４位法警在维持秩序。可以坐百来号人的旁听席上，包括我在内只有４个人。
书记员宣布全体起立，只见一群戴着号码牌的人排队由法警引入法庭，我看到最大的号数是“４０”。这４０个人在陪审团席位前站立，举起右手，跟着书记员宣誓效忠法律。
我仔细打量这４０号人，和大街上看到的人群没啥两样――有白人，也有黑人，还有一个亚洲人的面孔；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有男的也有女的。当然，他们中间没有未成年人。这些人的穿着也很平常，没有人穿西装，但穿拖鞋、Ｔ恤的倒不少。
等这些人坐下后，法官开始面对他们发表讲话。首先是感谢他们牺牲个人时间来这里履行法律义务。“稍后你们中间将有１２个人被选上陪审团成员。你们的责任就是在认真听取控辩双方的证据后，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
接着，法官简单介绍了本案：检方指控被告人马弗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２１日在某商场盗窃衣服等生活用品价值５００美元以上，在被保安抓获过程中故意损坏４件衬衫和一件外套，并踢打保安。
之后法官向陪审团候选人提出一连串问题，要求符合情况的人举手示意并解释。
“有没有人不是美国公民？”无人举手。
“有没有人年龄在２１岁以下？”还是无人举手。
“有没有人不是本地居民？”胸牌“８”号的白人男子举手回答：“我３周前已搬家到外州”。
“有没有人不懂英文？”无人举手。
“有没有人听不见我讲话？”见无人举手，法官突然说：“请你们举起左手！”这时，所有的人都举起了左手，法官得意地说：“看来大家听力都没有问题。”
“这个案件预计审理一天。有没有人身体不适或有实际困难不能参加的？”胸牌“１９”号的中年男子举手示意说：“我女儿才２岁，太太怀孕６个月，她们都需要我照顾。”
“有没有人认识被告人？”法官指了指坐在辩护律师旁边的马弗问。胸牌“３”号的白人女子回答，“我和马弗的家人是朋友”。
“有没有人认识这位辩护律师？”一男一女回答说“认识”，因为之前“委托他办过案”。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不能胜任的？”一位年纪较大的男子说，“我不懂法律，我想我不合格”。
接下来，法官示意辩护律师讲话。西装革履的律师起身走到陪审团候选人面前，“各位请闭目默想，如果案件的审理不是在美国，而是在墨西哥、伊朗、古巴等国，结果会是怎么样？”听律师这么一说，所有的人果然都闭上眼睛。
停了一会儿，律师开始发问。
“你们中间有没有人在学校或家庭曾经受到过虐待？”胸牌“３７”号男子表示，“小时候被继父虐待过”。
“有没有人曾经被侵害过？”对此，有８个人举手示意。“这会影响你对本案的判断吗？”有３个人表示会受影响，另５人表示不会有影响。
下面轮到公诉人面对陪审团候选人提问了。
“有没有人的家人曾经被判刑坐过牢？３个人表示有。
“有没有人具有反政府或反警察的倾向？”无人回答。
提问结束，陪审团候选人全部退庭。需要说明的是，法官、律师、公诉人提出的问题并不止这些，可惜本人英文听力所限，未能完整记下（与中国法庭的规则不同，这里允许旁听者记录）。
休庭期间，法官、律师、公诉人三方共同商定陪审团成员。他们把各自认为不合适的号数先提出来，逐个排除，直到最后剩下１２个三方都能接受的人选。
最后入围的１２名陪审团成员（其中５男７女）再次进入法庭，照例还是先举手宣誓，然后坐下。这时，我看了看法庭上的壁钟，已接近１１点半。也就是说，选陪审团成员就花了将近两个半小时。
正式审案开始。传证人到庭。一位中年白人女子坐在证人席上斜对着陪审团成员，她的身份是某商场的经理。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先后走到她的跟前，就案件发生当天的情况进行问话。陪审团成员只是注意看和听，不能做记录，也不能交头接耳。
中午１２点，法官宣布休庭。他说，陪审团成员可以回家吃饭，下午１点１５分来继续开庭。这期间陪审团成员不允许相互讨论，也不能和辩护律师接触。
等法警走出法庭，我迎上前和他们交谈。以下是我和法警的对话：
“这４０个陪审团候选人是如何产生的？”
“从本地选民名单中随机选择。”
“被选中的候选人是否可以拒绝前来参加？”
“担任陪审团是公民的义务，而且被选中者所在的单位必须无条件同意他请假。”
“听说许多美国人不愿意当陪审员，是这样吗？”
“是的，因为他们当天没有去上班就没有收入。法院给他们的补贴不高，最终被选中当陪审员的每天补贴２１美元，来了之后没有被选上的补贴８美元作为来回的交通汽油费。”
“在法庭提问中，有的人是否可能故意找借口以免被选中？”
“我们倾向于相信个人的说法，但是事后如果被发现说谎，此人将触犯法律。”
“这１２个人现在回家吃饭，你们如何保证他们不相互讨论？是否可能发生被告人家属找他们说情的情况？”
“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相互讨论，也不希望他们这么做。如果被告人家属或律师和他们接触，那是严重犯法的事，双方都将被指控。”
中午，我也回家吃饭。不巧饭后有个朋友打电话找我帮忙应急。下午３点多，我完事后赶到法院，法庭已空无一人。
我有些后悔，急忙到法院秘书处查问庭审结果。一位年轻人取出一个文件夹递给我，“这是本案案卷，你自己看吧！”我惊讶于美国法院如此开放――竟然把刚刚审结的案卷对社会公众开放，因为中国法院的案卷除了法官、公诉人、律师外，其他人通常是看不到的。
面对一大堆法律文书，我看不明白。“下午，庭审出现戏剧性变化――被告人当庭主动认罪，这样就不用陪审团来定罪了。”在我的请求下，这位年轻人简单介绍了庭审结果：“法官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６个月。”
（法律文书·陈强摄）
我试探着问“能否复印本案的起诉书和判决书”，没想到年轻人居然答应了。他帮我复印了头两张，收了我 1.10 美元复印费，并开具了收据。这时我才告诉他“我是中国的记者，我想把法律文书影印件在媒体上发表“，他回答很干脆：“既然对公众公开了，当然可以发表。”
走近中国的头号粮仓
本刊记者 兰辛珍 · 时间： 2007-06-08
· 来源：北京周报 2007年第24期6月14日出版
在中国的东北边疆黑龙江省，有一片被称作“北大荒”的土地，这里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曾吸引了无数的“淘金者”，中国古代帝王曾派人开发过，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也曾经组织“开拓团”武装移民 30 万人开发过，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里却依然保持着原始的荒原面目。
但是，从 1947 年开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10 万复员转业官兵，以及几十万响应政府号召支援北大荒建设的国内青年的开垦下，这片原始荒原逐渐改变了荒芜的面貌。目前，北大荒已经成了中国最大的粮仓，是中国最大的大豆生产地和主要的水稻、小麦产地。这儿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不仅在中国居首，和发达国家相比，也居前列。
07 年的夏天，黑龙江垦区将迎来她的 60 岁生日。 5 月的东北，还带着初春的凉意。记者专程来到北大荒，亲身了解、体验和感受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
用生命开发出来的良田
从哈尔滨出发，不管往西、往东还是往北，在走过上百公里之后，你会发现一片一片的平整的用林带分割出来的黑色的耕地，一般这些耕地的面积都是 40 公顷或者 80 公顷，这时，你就已经置身于北大荒垦区了，因为这样的特征在中国只有北大荒才有。
“这些地都是亩产水稻上千斤的良田。”同行的普阳农场工作人员孙东说。
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共有 115 个农场，由黑龙江农垦总局管理，普阳农场只是其中的一个。孙东从小就在普阳农场长大，大学毕业后做了几年教师，现在在普阳农场工作。
“这些耕地在过去要么是沼泽地，要么是荒草滩，是经过几十年的开垦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孙东说。
黑龙江农垦总局新闻科科长谢振华介绍，北大荒确切的开垦日期是在 1947 年的 6 月。当时还是军人身份的李在人和刘岑，率领 16 人来到距离哈尔滨 150 多公里的一片荒地进行开荒生产，开出了 100 公顷耕地，这是北大荒农垦的开始。后来这些人转到宁安开发，建立了第一个农场 -- 宁安农场，接着在 1947 年 11 月通北农场诞生。从 1947 年到上世纪 70 年代，北大荒只要无人生存的荒原上都被开垦出了出来，一个个的农场也在开垦中诞生。
“开发北大荒是出于粮食供应的考虑。”谢振华说。
因为当时的中国，战争还在进行，国家建设需要更多的粮食来保障。而当时老百姓也因为战争食不裹腹，没有更多的粮食可以支援国家建设。正好北大荒有大片荒芜的土地，于是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这儿办一个“粮食工厂”。
“北大荒经过了三代人的开垦。”黑龙江农垦博物馆工作人员刘娜说。在黑龙江农垦博物馆里，保存了当时开垦北大荒时留下来的各种实物和照片。
和现在北大荒上到处可见的高楼大厦相比，这些照片和实物让人难以想象当时的人们是如何与恶劣的自然条件做斗争的。北大荒冬天最低气温可达零下 50 度左右，一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在冰霜统治之下，冻土层最厚达 2.5 米。开荒者的艰苦可想而知。
刘娜介绍，先来开垦北大荒的军人，从 1947 年到 1958 年达到了 10 万人。当时他们住的都是用树枝搭起来的到 V 字型的房子，只有 1 米多高，人们叫它为“马架子”。还有人在地上挖个洞住里面，人们叫它“地窨子”。在这些复员转业军人中，有多数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建立我们农场的那批复员转业军人就是参加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的部队。”孙东说。
朝鲜战场上的“上甘岭”战役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因为这场战争被拍成了电影公演，参加这场战役的志愿军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都是“英雄”。这些英雄们在放下枪杆后又拿起了锄头。
刘娜介绍说，从 1959 年开始到 1963 年，山东 6 万青年人响应政府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到北大荒，和军人一道开荒种地，这算是北大荒上的第二代开垦者。 1968 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下，到 1972 年有 50 多万从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来的知识青年也参加到了北大荒的开发中，这是北大荒上的第三代开垦者。
这些青年人来到北大荒的时候住宿条件已经有了改善，是用树木和泥土在地面上盖起的房子。
“对这些从城市来的年轻人来说，生产是最大的考验。”刘娜说。在许多农场没有农业机械，就连耕地的牲畜也很少，耕地播种就用人来拉犁，前面三、四个人拉，后面一个人掌握方向。
在黑龙江农垦博物馆，陈列着一张近 3 米长， 1 米 5 高的木犁，张娜说，当时开垦北大荒的时候人们拉的就是这样的犁。 1954 年在当时苏联的帮助下，北大荒曾建立过一个机械化农场，叫“友谊农场”， 1956 年中苏关系紧张，苏联专家撤走，农场的机械化也受到打击。除了这个农场，其他农场耕地一般都是用这样的木犁。
在北大荒的开垦中，有 12000 多人将生命奉献给了这片黑土地。有的因为劳累病死在了北大荒，有的在开垦中被沼泽所吞噬，也有的因为在生产中抢险救灾献出了生命……，黑龙江农垦总局将这些人的名字刻在了农垦博物馆的一堵墙上，以让后者永远怀念他们。
“是这些生命使得北大荒从荒芜变成了良田。”刘娜说。
如今，北大荒耕地面积近 233 万公顷，几乎所有能用于耕作的荒芜的土地都被开垦了出来。
中国最大的商品粮基地
北大荒如今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商品粮基地和粮食战略后备基地， 2006 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226.4 亿斤，为国家提供商品粮 200 亿斤。
“ 200 亿斤可以解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大直辖市和解放军三军官兵一年的口粮。”黑龙江农垦总局官员张雅文说。
黑龙江、河南、山东是中国三大商品粮基地，中国粮食市场上流通的粮食主要来自这三个省份，而地处黑龙江省的北大荒每年调出的粮食占到了全国调出粮食总量的 1/4 。
北大荒主要作物是水稻、大豆、小麦和玉米。所产的粮食全部是无公害绿色食品。特别是大豆，这里是中国最大的非转基因大豆产地。
张雅文介绍，黑龙江农垦总局在北大荒上建立了对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三位一体”的农产品认证体系。目前，北大荒拥有 4 个农业部级食品质检中心、 3 个农产品认证机构， 100 多个绿色食品工作部门，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绿色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和管理队伍。
2006 年末，垦区绿色、有机、无公害食品生产遍及 70 个农牧场、 57 个企业，创建国家绿色食品标准化原料生产基地 28 个，绿色食品监测面积 47 万公顷，绿色食品产品认证达 220 个，有机食品产品认证 50 个，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692 个，产品认证达到 166 个。 2006 年，垦区绿色食品加工企业生产绿色食品 106.8 万吨，是全国最大的绿色食品生产加工基地。
黑龙江垦区还建立了与市场准入相衔接的“从农田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有 9 个农场先后成为农业部“农垦无公害农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试点。 2006 年开发了《黑龙江省农垦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与预警系统》，并在 4 个农场试点运行，通过“北大荒绿色有机食品网”发布追溯农场生产过程质量信息。无论何时何地，消费者只要轻点鼠标，便可在互联网上清楚地看到，其想要选购的无公害农产品的图片和生产企业、产地土壤水质、生产过程中的肥药投入等详细情况。一旦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消费者可以按产品批次追溯到具体种植户和具体的地号。
农业现代化程度最高
“今天，北大荒的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100% 。”张雅文说。
北大荒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农业耕作设备，从美国凯斯、迪尔公司（有英文的公司名字吗？江）引进 530 台集卫星定位、数字遥感、信息化采集系统于一体的 180-500 马力智能化大马力拖拉机。
这种智能化大马力拖拉机利用卫星定位做到匀速行驶，在保护性耕作、节约能源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以凯斯 STX450 拖拉机为例，其耙茬、深松、合墒、碎土、平地等作业一次完成，深松达 35cm ，提高了土壤有效接纳雨水和蓄水保墒的能力，形成了土壤地下水库。作业后能确保大量的地面茎杆还田，使土壤有机质含量每年增加 0.03%-0.06% 。
除了大马力拖拉机，在北大荒这片土地上，还有 26000 多台大中型拖拉机用于农业耕作。
北大荒还有联合收割机 11065 台，其中有几十台从美国进口的收割机具有检测系统，秋天收获的时候，能检测出土壤状况，比如缺哪种肥，第二年耕作的时候就可以根据检测信息对症施肥。
在农作物的管理上，北大荒使用的是航空化作业管理。北大荒有农用飞机 31 架，用于对农作物生长监控。
在农作物种植方面，北大荒实行的是标准化管理，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从翻地、播种、植物生长、收割制定了一整套的标准。
比如说对水稻的管理，水稻苗两片叶子的时候怎么管理，四片叶子的时候怎么管理，一直到成熟期的时候怎么管理，都是有一套标准的，这种科学的管理，可以最大化地提高水稻的质量和产量。
“十几年之前水稻亩产只有 100 多斤，现在达到 1000 多斤。” 5 月 22 日，普阳农场正在种植水稻的农民阎学贵说。阎学贵说，现在正是水稻种植的最后两天，按照北大荒的种植技术标准， 5 月 25 日以后就不种水稻了，因为种了也会减产。
北大荒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对种植者进行指导。目前北大荒有专业科研机构 16 个，技术推广中心（站） 103 个，各类管理和专业技术人员 8.4 万人，其中直接从事农业技术推广的科技人员 7000 多人，初步形成了科技创新与应用推广并重的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农业科技贡献率已达 87% ，远高于发达国家 70% 左右的水平。
张雅文告诉记者，在机械化和标准化作业下，北大荒人均生产粮食高达 38 万公斤。这一数字已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北大荒在农业规模化上超过了加拿大，在机械化程度上超过了美国，在农业工厂化方面超过了荷兰。” 张雅文说。
走向世界的北大荒
从哈尔滨往北约 400 公里，就到了北大荒一个比较大的农场 -- 宝全领农场，在宝全领农场的公路入口你会看到一个现代化的油脂企业，那就是九三油脂集团。
九三油脂已成为国内非转基因大豆制品的旗帜，三次荣获中国农业博览会名牌产品称号。产品远销日本、韩国、俄罗斯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除了九三油脂，北大荒米业的“绿色大米”、“有机大米”，在日、韩、印度、俄、澳、中东、加勒比海等地受到广泛欢迎， 2006 年出口大米 20 万吨。
张雅文介绍，机械化作业使北大荒从事种植业的人员从 30 多万人减少到目前的 10 万人，剩余的人员转向了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
北大荒在粮食深加工方面打造了一批龙头企业集团。九三油脂、北大荒米业、北大荒麦芽等企业已成为国家级重点产业化企业，经营规模已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一，而且其产品走向了国际社会。
张雅文介绍，近年来，北大荒先后与日本、美国、加拿大、香港、澳门、台湾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贸合作关系。在虎林、密山两个国家一级口岸建立了两个边境经济开发区，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朝鲜等国家开展了境外农业合作；在阿联酋、俄罗斯、澳门等国家和地区设立了驻外机构、中方独资和合资企业，初步构建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在北大荒，各类外贸企业已有 150 家，正常运行“三资”企业 27 家，境外注册公司 20 家。“现在北大荒不只是一个地域名称，而且已经成了一个品牌。”张雅文说。
中国人“看”《圣经》
本刊记者 唐元恺 · 时间： 2007-06-11 · 来源：北京周报 2007 年第 24 期 6 月 14 日出版
“到北京之前，我一直以为《圣经》在中国是非法的。” 21 岁的德国白领米雪勒·施耐德说这话时有些不好意思。她本人是一位基督徒。
今年年初，施耐德被公司派往中国工作。“没想到第三天，我就发现北京不但有教堂，而且对外开放，尤其是，一些中国人并不讳言自己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可以很自由地读《圣经》，外语版的，中文版的。”
更令施耐德惊讶的是，截至去年年底，中国共印刷出版了 4300 万本《圣经》（其中有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出版的 476605 本），包括朝鲜文、苗文、彝文、佤文、景颇文、拉祜文、东傈僳文和傣文等８种少数民族语言（在中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一些民族拥有大量基督徒），并逐渐形成了一个由 76 个专门的销售点构成的网络，这个网络确保了《圣经》能够快速地运送到中国各个城市、自治区、县、城镇和乡村，到达每一位基督徒的手中。
“我把自己的‘发现'打电话给在德国的朋友们听时，他们显然是将信将疑，如今，他们中不少人也到中国见证了这一切，并且都十分清楚 -- 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施耐德认为，“中国的基督徒当然也享有宗教自由，可以自由地传播福音。”自诩“越来越了解和喜爱中国”的她甚至会援引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说法：“对宗教自由的尊重源于对中国客观事实的尊重，这与我们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是相一致的。”
6 月至 7 月，“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在施耐德的家乡德国举办，这让她很是高兴。“我看报纸上说，这是中国首次在欧洲举办这样的展览，也是继去年在美国成功举办后的第二次走出国门。”
“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是应德国新教教会（ Evangelical Church in Germany, EKD ）、德国“新教教会日”（ German Protestant Kirchentag ）活动主办方以及巴伐利亚福音信义会的邀请举办的。
本月 7 日到 9 日，展览在科隆举行，这恰逢“新教教会日”活动期间。它被认为是德国乃至欧洲最大规模的基督教会议，每两年举行一次，今年又吸引了数万名来自世界各地和全德国的青年基督徒参加。之后，展览将于 6 月 13 日起转至诺因代特尔绍，直到 7 月中旬结束。
与去年在美国洛杉矶、亚特兰大和纽约三大城市举办时相同，此次在德国的展览仍然以“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圣经》语，《诗篇》 119 ： 105 ）为主题，分６个部分，分别展示历史上记载的《圣经》事工，上世纪 80 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圣经》出版、印刷和发行，少数民族教会的《圣经》事工，《圣经》与教会生活以及《圣经》与基督教艺术等内容，采取了图片、实物、场景模型、多媒体演示等形式，展品有书画、剪纸、雕刻以及圣经手抄本等，大多数是第一次在欧洲亮相，其中不乏历史珍品，如 1894 年特别印制并送呈慈禧太后一册的“君王版”《新约全书圣经》等。此外，一个大型木雕也很引人注目，它通过 75 个极其精细地刻在一整块珍贵樟木上的场景，描述了耶稣的一生。
《圣经》最早传入中国可上溯到公元 635 年，属于唐朝的时代（ 618-907 ）。但由于基督教未能深深扎根于本土的社会与文化，因而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更好”的发展，甚至几度在中国消失。近代 19 世纪，这一宗教从西方重新传入。“从此至 20 世纪，外国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为中文《圣经》的翻译和出版做了大量工作，为今天中国教会圣经事工的发展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中国基督教协会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
不过，民间有种说法，“与释迦牟尼骑着白象到中国不同，耶稣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它指的是，基督教在 1840 年导致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屈辱状态的“鸦片战争”前后卷土重来，部分西方传教士乘着帝国主义的战舰、伴随着中国人民的苦难大举进入中国，并与当地民众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引起诸多反感和反抗。一个本来是传播福音、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却不幸成为侵略者的工具，走向了其反面，于是广为中国人民鄙视，至少是“印象不好”。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国内仅有 70 万左右的基督徒。
为了打破基督教在中国的“旧印象”，特别是基于民族自立和主权独立的考虑，中国基督徒于 1950 年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力争以“自治、自养、自传”的原则办好中国的教会，并于 1954 年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三自'不是一个反对传教的运动，而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多次反教运动，与其说是反对基督教信息，不如说是反对一个为列强插手中国效劳的宗教，因此，许多中国基督徒早就希望，中国教会能独立，基督教在中国能民族化，并非其它教会传教地图上的一个点。”全国政协副主席、曾经担任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和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的丁光训主教解释道。
在采访中，许多中国的基督徒大都表示，他们不愿意“多了一个基督徒而少了一个中国人”。“《圣经》中爱国主义思想贯穿始终，其中有许多自我牺牲的爱国者的神圣形象。”于北京读大学 3 年级的年轻基督徒胡小小表示，自己在对待其他人或事情方面总是以“爱人如己”等许多《圣经》的教诲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
2 年前，胡小小第一次读《圣经》是把它当作“英语学习参考书”对待的。“可读着读着，我就越来越佩服耶稣本人，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勇气、信仰与爱。”如今，她称自己“相信耶稣的福音昭示如何生活，怎样才能托庇于上帝，展开新的人生。”在她看来，一生当中，就是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圣经》上面，也不过是摸着其边际而已，“一个信主的人，如果想不花工夫就明白《圣经》，是没有的事 -- 它是一本厉害的书，一把理解宇宙万象的钥匙。”
事实上，即便是对于中国非基督信徒而言，《圣经》与希腊神话同为打开西方精神世界的钥匙，书中的神话、宗教、历史和伦理故事，以及哲理箴言，多蕴含意味深长的玄思，也或多或少地影响过或正在影响着他们。中华民族和文化具有广阔的包容性与兼容性，从外传入的佛教就逐渐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实际上，千百年来，基督教与《圣经》除了个别朝代与“文化大革命”（ 1966-1976 ）期间被禁以外，它们不时在中国留下自己的影迹。
从 5 、 6 年前开始，一位叫“冯象”的不是基督信徒的旅美作家开始着手重新翻译《圣经》，“我只是从文化的角度想做点儿贡献。”
在冯象眼里，《圣经》的原文是朴素、圣洁、雄健而热烈的，“到了中译本里成了半文不白的‘洋泾浜汉语'，这和《圣经》译本在西方各国的崇高文学地位形成了强烈对比，从这点来说，我觉得应该重新翻译。”
洛杉矶时报 : 两大主题公园与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危机
中国网 | 时间： 2007-07-05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美国《洛杉矶时报》 2007 年 6 月 30 日文章：海洋公园比迪斯尼乐园更受香港人欢迎（作者：戴维·皮尔森）
这次米老鼠很可能遭遇到了他的对手——大熊猫。
这被看成是一场片面的竞争。迪斯尼公园来港两年后，香港人却重新发现了在自家院内存在了 30 年之久的主题公园——它历经了这片土地上的风云变幻，从英国殖民统治、回归祖国，直到遭遇 SARS 。
这就是香港海洋公园。一位声明卓著的商人阿兰泽曼给了海洋公园本土化的重新定位，在这个指导下，公园实现了复兴。 200 英亩的公园内无处不在唤醒人们的乡情，加之大熊猫的入住，很多人想要确认自己的香港人身份，海洋公园成了“通过仪式”。
在阿兰泽曼的帮助下，政府所有的海洋公园已经在参观人数上创下新高。同时，迪斯尼乐园却在经历参观人数不断下降的打击。阿兰泽曼泽曼秃头、身材瘦削，让人联想起《辛普森》中的伯恩斯，他刚刚走出了漂亮的一步棋：得到北京赠送的两只熊猫。
“中国决不会送熊猫给迪斯尼乐园。北京想表达他们对香港人的重视，所以向海洋公园赠送熊猫。”香港立法委李银泰（音）说。
这种带有水族馆的老式海洋公园再度振兴之时，恰逢香港人急于确认自己的后殖民时代身份之日。随着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祖国 10 周年庆典的临近，香港人正在确认那些他们所特有的标志。
“香港人曾经有过自身身份认同的危机。”泽曼说：“他们问自己：我是英国人吗？我是中国人吗？还是香港人？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无法信任中国大陆的香港人有着很多忧虑。但现在，这些已都不存在了。看看今日的香港，如此繁荣。”现年 58 岁的泽曼生长于加拿大， 1970 年来港。
开放于 1977 年的香港海洋公园位于香港岛南端，由历史最悠久同时也是最具实力的殖民地机构香港皇家赛马俱乐部出资兴建。作为特许由城市政府运营的非赢利性公园，海洋公园成为了当时香港最主要的主题公园。尽管当时香港的金融中心与对大陆门户的地位已初见端倪，但海洋公园还没有竞争对手。
“我们到来之前，这里只是渔村和农场。香港那时没有水族馆。所以我们开放时，所有人都很想来看看。”王加里说。他现在是公园海洋哺乳动物馆馆长，建园之初便到此。
公园的雄心在于构建一个四条线的缆车系统。它可以从低地开始，爬升上陡峭的斜坡，穿过海面到达一片海岬区。公园的王牌展区海豚与虎鲸都在那里。
在回归之前的数年中，泽曼正在尽心经营他的纺织品与娱乐产业帝国，海洋公园稳步发展。先后添加了水上公园、鲨鱼馆、摩天轮和取名为“龙”的过山车等项目。
“我经常和朋友来这里，在我十几岁时至少每年一次。我父母也会带我来。我们会坐缆车，看鱼类，然后吃快餐。每个小孩子都来过海洋公园。”一个周末，现年 28 岁的阿兰·郭一边在热气球旁享受汉堡一边说。
但到了 1997 年，海洋公园一向的成功开始发生了动摇。
在 1999 年，香港政府与迪斯尼公司宣布将合作在兰布岛（音）兴建主题公园。政府领导人想要重振经济所以拉来了美国财团。迪斯尼买下了这块地，负责所有开销。海洋公园预计这个对手会让他们每年损失 40% 的收入。
福无双至，神秘 SARS ，或者叫非典型肺炎在 2003 突袭香港，几乎无人外出。
身为动物训练师的王说，即使在很少人观看的情况下，他亦然带着动物表演。因为动物无法适应突变。
王说：“有一天，只有七个人看演出。而且我猜其中一个是来洗澡的。”
那时，因为成功开发香港酒吧街区而闻名的泽曼，受邀于特首董建华，参与了扭转海洋公园业绩的工作。很多朋友劝阻，但泽曼接受了这份工作。首次坐上缆车之后，他便拒绝了有关重新规划甚至关闭公园的提议。
“那景象太让人惊异了，如蒙特卡洛一样美。”泽曼说。
尽管泽曼在蒙特利尔长大，但他却说他是香港人多一点，因为他在港生活了 37 年。他会说粤语，但是香港又是个对说英语者非常随和的城市。自从英国人在 150 多年前到来之后，外国人便在这里发掘他们的财富。
泽曼加入海洋公园的目的，是让它与迪斯尼乐园不同。
“海洋公园只是需要些人文关怀。”泽曼说。在很多本地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身穿水母外型服装的泽曼成了民间的英雄。
“迪斯尼乐园与海洋公园完全不同。迪斯尼里面都是城堡、幻想，他们还有一只老鼠。而海洋公园是实在的关于自然、生态、海洋动物和教育的公园。一个是美国进口，一个是本地货。”
当然，对于海洋公园是否能与迪斯尼竞争，很多人有疑问。但在泽曼掌权一年之后，海洋公园第二次达到了参观人数高峰。因为香港放宽了对内地游客的限制，海洋公园受益匪浅。
第二年，本土人士的赞助便一涌而至，达到赞助总数的三分之二。
泽曼还向游客们征集曾经的游园照片。照片上有留着 1970 年代发型的妈妈，穿着休闲服的爸爸和身着厚绒外套的孩子，大家一起站在公园那个眼窝深陷的海马标识雕像前留影。这些照片被帖在著名的 740 英尺长的自动扶梯两旁。
“我知道我能让本地人都回来。”泽曼说。
这场竞争触动了香港人的神经，他们害怕会失去自己的风味。“香港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顽强地生存。你看到的海洋公园正是香港人自己的故事。我们历经了回归，楼市崩溃和 SARS 。现在我卷土重来。”立法委李说。
同时，在兰布岛上，迪斯尼乐园于 2005 九月开门营业，最高时收费 45 港元，而海洋公园的票价仅为 24 港元。由于备受空间狭窄的批评，迪斯尼相当难堪。
2006 年新年，由于游客人数过多，员工拒绝部分游客入园，从而引发混乱。电视摄像机记录下了园外的混乱场面，游客与园内员工发生争执；人们把儿童高高举过护栏而强行进入乐园。
尽管迪斯尼的客流量超过了海洋公园，但是去年它并没有完成第一个年度的入园人数目标。
“迪斯尼的首要挑战就是要学习如何与本地社会和中国大陆进行沟通。我想他们表现得并不好。截然不同的是，海洋公园的发展却越来越中国化。”香港理工大学的旅游管理系副教授约翰说。
泽曼最大的成功亮点便是那两只大熊猫。他力劝立法委同意接受这两只熊猫。这两只熊猫取名字为莉莉和盈盈，它们在护卫下从香港机场到达海洋公园，与另两只老年熊猫团聚。周日，四只熊猫将在香港皇家赛马俱乐部的大熊猫馆与公众见面。
当赠送大熊猫的消息被证实后，泽曼对记者说：“我们已经拥抱了十年的‘一国两制'，现在是时候让我们‘一个公园，四只熊猫'了。”（ pennylane 翻译）
在华学习旅游 9 周 美国学生对中国看法大变
中国网 | 时间： 2006-12-24 | 文章来源： 环球时报
一次中国之行往往给很多美国人留下深刻印象，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一生都可能随之产生变化。以下是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易社强的一篇评论。
当我夫人要我和她的佐治亚理工大学的学生见见面时，我很不以为然。她班上的学生暑假在上海学习。虽然有些学生上过中文课，还学过武术和中式烹饪，但其他人都是主修工科，老师也全是美国人。我想，短短九个星期，这些年轻人对中国的了解到底能有多少提高呢？
暑假刚过，我的疑虑就全打消了。除了在上海学习，这些学生还利用假期到北京、西安、内蒙古和云南地区旅游。他们看到了幅员辽阔的中国的自然和人文风光，还利用各种机会接触中国人民。他们发现，很多中国人不只热情好客，还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一般中国学生都对美国政治、文化、体育和摇滚歌星有基本了解，而这些美国学生竟连中国领导人的名字都叫不出，很不好意思。
短短九个星期，学生们开阔了视野，他们的未来也随之发生变化。对有些学生来说，他们可能因此会与中国长期打交道，这趟中国之行让他们迈出第一步。
对美国学生如此，那台湾学生呢？麦克在台北的父母把他送到美国读书时一点儿都没犹豫。可当麦克告诉父母要去上海参加暑期项目时，父母非常不高兴。
暑期结束了，麦克意识到，上海人和台湾人同样富有自我和人性。出租汽车司机甚至比台北司机还有礼貌。上海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也超过了台湾。当然，麦克对大陆中小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印象就差多了。那里人民贫穷，缺乏教养。他们当街吐痰，到处扔垃圾。
麦克准备毕业后到上海找份工作。但他会先回台北教育一下父母，跟他们好好说说在上海的所见所闻。（摘自 12 月 18 日美国之音，原题：专家评论——一次中国之行印象深刻，作者易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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