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看病
瓦勒瑞·萨尔特（美） · 时间： 2007-04-24 · 来源：北京周报 2007年第16期 4月19日出版
三个身穿粉色制服的护士在我身旁走来走去，一边嘤嘤低语，一边取出一瓶新的静脉滴注吊瓶挂在架子上，将导管插进我的左臂。在过去的三天时间里，我每天都带着买来的抗生素溶液吊瓶准时出现在医院里，或坐在椅子上，或躺在病床上，与数位病友一起接受输液治疗。但由于我是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很多人都会向我投来好奇的目光。起初，中国的公共医疗使我有些惴惴不安，但很快我就消除了紧张情绪，并且愉快地与其他病友拉起家常来。在中国的医院里，各种疾病和身体机能问题都可以解决，但隐私却是个未知数。频繁进出医院，不仅清除了我体内的部分寄生虫，同时也使我体会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医疗卫生方面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
外国人经常对中国医生的治疗方法感到不安，因为综合医院里的医生喜欢让病人输液多过打针吃药。在开始治疗之前，病人要先购买必需的药品以及诸如针头、导管和胶布之类的医用必需品。药品的价格，在西方人看来，实在是太便宜了——不少西方制药公司在中国设厂生产药品，因此，你可以在柜台以低廉的价格买到许多西医处方药。看病甚至比买药还便宜，我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家医院挂号看病只花了5元钱。病人可以在门诊入口处的墙上看到该医院所有医生的彩色照片、简历和出诊时间，由此决定自己的主治医生。
挂号手续办理完毕，医院会发给病人一个病历本。我坐在拥挤、凌乱的候诊室里，耐心地边等候边观察主治医生给排在我前面的病人看病。三十五分钟之后，一位体格健硕的护士向我示意“轮到你了！”，于是我拨开拥挤的人群，蹭到木椅边，与医生面对面坐下。
“怎么，哪里不舒服？”他问道。
“肚子特别疼，还经常胀气。”我回答。
“腹泻吧？”他询问时并没有抬眼看我。
我点了点头。在没有提供大便样本进行化验的情况下，他居然立刻确诊出我患的是蓝氏贾第鞭毛虫病，一种呈全球性分布的寄生性肠道传染病。他在病历本上写了诊断结果，签了名，连同一张处方单一并交给我。
“下一位。”他轻声道。
接下来，我的职责就是在医院的药房或者市面上的药店购买必需的药品，然后每天带着它们回医院接受治疗。
中国的病人在接受医疗服务之前，必须缴清包括挂号看病、所需药品及住院费等在内的一切费用。刷卡付费或者延迟付费的现象比较少见。治疗期间的每项服务及产品都有详细记录。当然，病人也可以自由选择或拒绝该项服务及价格。就我个人而言，抗生素输液疗法强度太大，因此我选择五日而非七日的疗程。这完完全全是我自己的决定。
在中国看病，病人直接去医院或者诊所就可以了，根本不用提前预约，但手术除外。此外，中国的护士甚至医生往往是一专多能，胜任多种工作。与西方同行相比，他们的灵活性要大得多。
在美国看病，我必须要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在一间装修奢华的房间里见到我的私人医生。舒缓的音乐从房间的各个角落传来，萦绕在耳畔。护士将我的病历视为“国家机密”一般，小心翼翼地保护好。但在中国的诊疗室里，无论是病人还是家属，甚至是个过路人都可以随便观看你的诊疗过程和诊断结果。
尽管倍受尊敬，但中国的医生看起来略有些不修边幅、表情严肃、面带倦容。男女医生的比例相同，各占百分之五十。此外，诸如运动健身、摄取高纤维食物、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等养生之道，也是中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虽然医院总是人满为患，但病人却鲜有投诉。
据我观察,没有一个中国人是独自去医院看病的，因为家属总是尽职尽责地陪伴在侧。我恐怕是唯一一个无人陪伴的病人了。得悉此事，我的中国同事倍感诧异之余，立即指派学生于次日护送我去医院复诊，并在我输液时坐在身旁陪伴，因为“无人问津”会使我脸上无光。
注：作者是一位在内蒙古自治区工作的美国人。
广州 汉语培训 汉风HSK汉语培训中心 电话： 020－86006099
返回目录 相关阅读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