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做好了登上世界舞台的准备
2008年03月04日
新华网专稿：2008年8月8日晚上8时8分，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将在北京正式拉开序幕。这届奥运会被广泛视为中国在沉寂了几个世纪后的首次登台亮相。香港著名政评家秦家骢就此撰文説，中国已经认真做好了登上世界舞台的准备。日本时报网2日以《中国的“重生”会摊平局面吗？》播发了秦家骢的文章。
中国所选择的奥运开幕日期具有重要含义。对中国人来说，数字“8”意味着繁荣，而这正是中国自1978年邓小平上台以来所追求的目标。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在保持低调、专心发展的同时，向所有国家都伸出了友好之手。
自1997年英国将霸占了一个多世纪的香港归还给北京，这种心理就在不断强化。到了1999年，葡萄牙归还了澳门。从那时起，中国再没有任何一部分处于外国统治之下。在数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古国，发明了造纸、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然而，被自身辉煌冲昏头脑的中华帝国选择了闭关锁国，与世隔绝。1793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马戛尔尼勋爵来提议通商，乾隆皇帝对此不屑一顾地说：“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过了还不到50年，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迫使中国割让了香港，掀开了一个耻辱的世纪。毛泽东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决非偶然。
如今，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四大经济体，而且很有可能在今年再上一层楼，超过德国。但所有这些发展成就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中国的河流与湖泊也受到了污染。
尽管中国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但它尚未被纳入由美日德英法加意俄这些最先进工业国家组成的八国集团。
中国的人权状况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好过。政府已经退出了人民群众个人生活的多个领域。如今，个人能够自己决定学什么、干什么工作、跟谁结婚和是否出国旅游。
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首次申办奥运会时承诺，奥运会将带来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北京颁布了旨在为境外记者采访提供便利的《北京奥运会及其筹备期间外国记者在华采访规定》。
谋求中国扮演更重要角色的并不只是中国政府。中国人民也大都赞成。芝加哥全球事务学会2006年的一项舆论调查报告称：“对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并增强实力和影响，中国人表达了毫无保留的热情。”
2008年奥运会则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不亚于一个国家的重生。中国准备成为国际社会中一个受尊重和负责任的成员，整个世界都在欢迎这个划时代的改变。
他推动的改革让世界震惊——小平南巡改变了中国
2008年02月19日 来源：新京报
1992年2月7日，邓小平（右二）在杨尚昆（左二）、吴邦国（右一）、黄菊（左一）等陪同下，在上海杨浦大桥工地向桥塔上施工的工人招手致意。当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张蔚飞 摄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经武昌站。 侯根水 摄
2008年2月18日，深圳街头的邓小平画像。单增辉 摄
1992年2月8日，邓小平欣赏黄浦江夜景。张蔚飞 摄
2月19日，是个不一般的日子。
11年前的今天，小平逝世。
16年前的今天，小平第二次巡视中国南方
，推动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
是年，他已经88岁。在女儿邓榕的记忆里，父亲甚至已经不能在摇晃的车厢里散步。但在南方，另有一个东西在摇晃：改革是否持续。
“八九年风波后，左的思想杀气腾腾。有人公然提出和平演变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现已退休的陈开枝，这样回忆小平二次南巡背景。陈为广东省委前副秘书长、当年小平深圳之行的主要接待者之一。
南行之前，小平已经退休两年。在北京景山后街的米粮库胡同3号，那座青砖灰瓦的院落里，需要他决策的是，怎样把饼干分给孙子孙女。“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1992年1月19日上午9时，这位老人乘专列驰骋2441公里后，抵达深圳，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国策得以延续。
并且，在他离世后，他的南巡讲话，被理论界称之为“政治遗产”。
陈开枝仍记得诸多细节。老人家一到宾馆，就从房间出来，“快点叫车，别人把深圳说得一塌糊涂，说资本主义复辟了，到底是怎么情况啊，我急需确认。”
“这个对我来说是很震撼的。”16年之后，当年的这位亲历者仍为小平的“大胆”而赞叹。“参观回来后，大家都在车上争论‘深圳姓资姓社'，老人下车后说，‘那些人尽讲屁话！'”
小平则鼓励大家，“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陈锡添，当年被允许采访邓小平南巡深圳的惟一记者。如今仍坦言当时“思想不够解放”，在撰写新闻稿时，把小平一些当时看来颇敏感的言词隐去。
事实上，小平此次南巡六次讲话，再次主张：生产力是衡量国家与制度是否优越的基础；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经济，随后这一论断出现在十四大报告中。
可谓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步，小平同时力推政治体制改革，被认为是留给后人的另一份遗产。
1986年6月28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小平强调，“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改，因为首先会遇到人的障碍。”
三年后，其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难以置信。”
1992年，小平头像再次出现在《时代》周刊封面上，文章写道：“‘航空母舰'在13年里转了第二圈。” （记者 杨继斌） 
邓小平南巡示意图
邓小平南巡讲话
1992年12月，邓小平被英国《金融时报》推选为“1992年风云人物”。这份殊荣之所以授予邓小平，是因为他已88岁高龄，而且没担任任何正式职务，但却使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
《金融时报》说，今年1月，邓小平亲自到华南创建的经济特区视察，“在全国引发起自由市场经济改革的新浪潮。”它还说：“邓小平赞扬经济特区取得的成绩，主张加快发展速度，结果使全国出现经济繁荣局面，几乎可以肯定，中国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历年来最快的。”
“南巡讲话”是《邓小平文选》的最后一篇，也被党史专家评价为邓小平理论的最高概括和总结。
南巡一路讲话不停
1992年，邓小平已经宣布退休两年了。但就在这时，人们的思想再一次出现困惑，国家前进的步伐有可能慢下来。
1月18日至2月21日，88岁的邓小平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到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视察，对有关改革开放的政策和理论做了系统阐述。
一向寡言的邓小平，到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几乎没有停止过讲话。最激动的一次，从深圳坐船到珠海一个小时，他整整讲了一个钟头。
官方文献记载：1992年1月20日，邓小平登上深圳国贸大厦五十三层俯瞰深圳市容。指出：我们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有了这一步，再赶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有希望，我们时间不多呀！
1月23日从蛇口港乘快艇抵达珠海。离开深圳前再次叮嘱市委负责人：你们要搞得快一点。
1月25日，视察珠海亚洲仿真系统工程有限公司。在听取情况介绍时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论断你认为站得住脚吗？我相信这是正确的。
1月29日，邓小平来到珠江冰箱厂，当听说这个乡镇企业小厂在7年间，产量增加了16倍，排名全国第一，并出口到东南亚一些国家时，他高兴地说：“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邓小平理论写进宪法
199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将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期间的谈话要点作为中央1992年第二号文件下发，要求尽快逐级传达到全体党员干部。
南巡讲话全面解决了困扰国人的姓“社”姓“资”问题，明确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这一标准，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本质问题解决后，计划和市场的优劣问题也有了明确答案：“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解开姓“社”姓“资”的死扣。
党的十四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主要依据南巡讲话，从九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5年后的十五大，将这一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写进中共党章，成为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列的党的指导思想，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从此不可逆转。1999年，邓小平理论被写进宪法。
1992后的中国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介绍，十四大以前，我国商品的市场度，以价格放开不放开为标志，以商品的价值量计算，大概只到一半左右；十四大以后不长的时间里，消费品95％进了市场，生产资料85％左右进了市场，基本解决了商品市场的问题。
南巡讲话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直接催生了中国的知识经济，使学者、专家成为高收入者，彻底扭转了延安整风以来知识分子被打压的局面。
关于留学生“都可以回来”的表态，促使大批留学生回国创业，诞生一个拥有海外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阶层――“海归派”。
门户网站网易的创始人，2003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首富丁磊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考上研究生后，最后还是放弃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处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背景下，我觉得机会很多，不如到社会上闯一闯。
南巡过后，中国兴起了新一轮的经济建设高潮，下海经商也随之风起云涌。一批批人从体制内移身商海。这些人后来被归为“92派”。
邓小平南巡讲话时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数字显示，1989年到1991年，中国ＧＤＰ每年的增幅只有5％左右，而在1992年当年，这个数字就增加到12．8％。此后，中国保持了“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这一称号，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8．94万亿人民币，约合1．08万亿美元，实现了“翻两番”的目标。
邓小平南巡（视频）
12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犹如一个极度贫弱的巨人，近5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全国主要工业品最高年产量仅为：纱44.5万吨，布27.9亿米，原煤6188万吨，发电量60亿千瓦小时；粮食最高年产量也只有1.5亿吨，棉花84.9万吨。此为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起步点。
通过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50余年后的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国之一，人民生活也整体达到小康水平。从1953年到2000年，中国已陆续完成九个“五年计划”，并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而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则使中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稳步高速增长，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元，增长速度达8%。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最重要的改革内容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国政府一直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由国家专门机构“计划委员会”来规划和制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的目标。工厂按照国家计划生产产品，农村按照国家计划种植农作物，商业部门按照国家计划进货和销售，所有的品种、数量和价格都由计划部门统一制定。这种体制使中国经济能够有计划有目标地稳定发展，但也严重地束缚了其本身的活力和发展的速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注意到中国经济及其发展速度与世界的差异，作出重大决策：对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1978年，改革率先在农村展开。推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民重新掌握土地的使用权，可以自主安排农活和处置农产品，由他们自行决定种什么、种多少；在农产品的经营方面也给予农民更多的选择权，取消统购派购的做法，放开大部分农副产品价格；取消过去众多的限制性政策，允许农民发展多种经营、开办乡镇企业，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以空前提升。
1984年，经济体制改革由农村转移到城市。
1992年，经过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尝试，中国政府有了更加明确的改革方向，此便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根据政府正式发布的文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为城乡居民提供同中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1997年，中国政府进一步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使经济体制改革迈出更大步伐。
到2002年，各项改革有序推进，成效明显。现在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显著增强，宏观调控体系日趋完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和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经济增长方式逐步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按预定计划，到2010年，中国将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2020年，建立起比较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中国对外开放的格局
对外开放格局
中国政府在1978年决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即有计划、有步骤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从1980年起，中国先后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福建省的厦门和海南省分别建立了五个经济特区；1984年进一步开放了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后又陆续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地区、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河北、广西辟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了沿海经济开放带。1990年中国政府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新区，并进一步开放一批长江沿岸城市，形成了以浦东为龙头的长江开放带。1992年以来，又决定对外开放一批边疆城市和进一步开放内陆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还在一些大中城市建立了15个保税区、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这样，中国就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相结合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格局。上述对外开放地区，由于实行不同的优惠政策，在发展外向型经济、出口创汇、引进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窗口和对内地的辐射作用。
西部开发
2000年，中国西部开发拉开帷幕。国家在资金投入、投资环境、对外对内开放、发展科教和吸引人才等方面均为西部地区提供了优惠政策，使该区成为开发热土。2000年至2002年三年期间，国家在西部地区新开工36项重点工程，投资规模达6000多亿元。
中国西部包含甘肃、贵州、宁夏、青海、陕西、四川、西藏、新疆、云南和重庆十个省区市，拥有全国三分之二的国土面积和22.8％的人口。中国西部地区矿藏丰富，能源（包括水能）、旅游、土地资源极具优势。由全局观之，位于大江大河下游的东部拥有14000公里的海岸；而处于江河上游的西部则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拥有3500公里陆地边境线，被认为是对外开放的第二个黄金地带。
中国政府正在制定西部开发总体规划（中国西部为十个省区市，但西部开发除此十省区市外再加内蒙古和广西两个自治区），并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在西部地区投资的优惠政策措施。如中国政府决定，对设在中西部地区的鼓励类外资企业，在现行税收优惠执行期以后的三年内，可减为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出口企业还可减免，最低税率为10％。同时，西部省区市享有与沿海省市同等权限，可自主批准3000万美元以内的外资项目。
2002年，国家科技部批准了在陕西设立西部的首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带的规划。根据规划，这个被专家称为“西部硅谷”的项目以陇海铁路（连云港—兰州）陕西段为轴心，把陕西关中平原的四个国家级开发区、三个省级开发区和几十个产业园与科技园串连起来，发展电子信息、软件、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进一步促进该地区相关科研和产业的发展，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目前，这一地带集中了近９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85万名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有1000多个科研院所和50多所大专院校。
利用外资
中国利用外资的渠道和形式多样，大致分为三类: 对外借款，包括外国政府、国际金融组织贷款以及外国商业银行贷款、出口信贷、对外发行债券等；外商直接投资，包括中外合资、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以及合作开发项目等；外商其他投资，包括国际租赁、补偿贸易、加工装配以及对外发行股票等。从1990年到2001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5108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780亿美元。
2002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55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527亿美元，首次成为世界上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认为，在世界经济不景气、国际投资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中国利用外资能够取得如此突出的成效，完全是由于中国认真履行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结果，如降低关税总水平、放开对外商投融资领域限制、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以及大规模修改和完善涉外法律法规等。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相继建成一大批基础设施，为外商在中国投资办厂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此同时，国家政府先后颁布了500多个涉外经济法规，为外商来中国投资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1997年底，中国又修订公布了《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和支持外商在农业综合开发、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高新技术、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等领域投资。根据世贸组织规则和中国的对外承诺，共清理法规文件约2300件，其中废止830件，修订325件，基本完成了涉外经济法律法规清理修订工作，以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三大基本法律及其实施细则为主体的外商投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成。到2002年底，已有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商来中国投资，外商投资企业发展到42.4万多家；国际大财团、跨国公司看好中国市场，世界排名前500家大型跨国公司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中国被世界投资者、金融界评为投资环境最好的国家之一。
对外贸易
在世界货物进出口额排名中，中国已由1978年的第二十七位、1990年的第十六位、2000年的第八位跃居至2004年的第三位。2005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又比2004年增长23.2%，达到14219亿美元。目前，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共有220多个，十大贸易伙伴依次是：欧盟、美国、日本、香港特别行政区、东盟、韩国、台湾省、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2004年7月1日，中国开始实施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该法将中国已经实行50年的外贸权审批制改为登记制，并对货物进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对外贸易秩序、与对外贸易秩序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等作出了明确规定，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
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关税总水平已经由2000年的15.6%降至2004年的10.6%。2005年关税总水平进一步降低到9.9%，其中工业品的平均关税降至9.3%，农产品降至15.3%，世贸组织信息技术协定项下的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全部降为零。从2006年1月1日起，中国进一步降低100多个税目的进口关税，涉及植物油、化工原料、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等产品。
降低关税
近几年，为了更快融入世界经济潮流，中国在降低关税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96年4月1日，中国政府宣布调低4971个税目的进口税率，使关税税率的平均水平从35%下降到23%；1997年10月1日，又降低4874个税号商品的进口关税税率，关税平均水平从23%下降到17%。从2001年1月1日起，中国政府决定再次自主降低关税，涉及3462个税目，关税总水平下降为15.3％。2002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第一年，统计显示，该年中国的进口关税总水平已从1992年的43.2％降至12％，彻底改变了传统的高关税政策；共有4315个税目达到最终减让税率，占税目总数的59％。
今后，中国政府将履行承诺继续分步降低关税税率。到2005年，其关税税率将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以下，工业品的进口平均关税税率将降至10%左右。
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及开放进程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有着良好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同西方也有一定的贸易往来与技术引进，但从总体上说，中国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使中国的发展水平同世界的差距拉大了。特别是从20世纪60年代起，中国在经济建设和外交上存在着许多的失误，如在经济建设上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外交上把所有的西方发达国家都列入“帝、修、反”之列，并与他们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因而中国自我孤立；而恰恰是在这个时期，世界经济蓬勃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中国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会。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对外开放政策开始确立，至此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世界。
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立
邓小平同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改革，闭关自守的对外政策需要改变，否则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那时，中国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开放首先是经济建设的需要，是引进先进的经验、先进的科技和资金的需要。否则，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很难迅速发展起来，更谈不上赶超发达国家。把对外开放作为与改革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国策，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途径和保障。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1980年6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接见外宾时，第一次以“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公之于世。他说：“我国在国际上实行开放的政策，加强国际往来，特别注意吸收发达国家的经验、技术包括吸收国外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1981年11月召开的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加强国际经济技术交流，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1982年12月，对外开放政策被正式写入中国宪法。
其实，早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1976年10月，中国就已经认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意义，那时已经有很多国家级和地方级的代表团先后出国考察。在1978年5月，国务院派出了新中国第一个由当时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队的赴西欧考察的经济代表团，他们在法国、德国、比利时、丹麦和瑞士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考察。6月下旬，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听取考察团的汇报。7月，国务院召开关于经济建设的务虚会，充分讨论了对外经济合作的问题，并在几个重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一是，二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日新月异，资本主义有很多中国可以借鉴的地方；二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与资本主义比较还比较落后，与发达国家的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三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于他们政治和经济的考虑也想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他们需要投资的市场和产品销售的市场；四是，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流行的做法，包括补偿贸易、合作生产、吸收国外投资等，中国都可以研究采用。9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会议上指出，经过几年的努力，有了今天这样的、比过去好得多的条件，使中国能够吸收国际上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吸收他们的资金。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经过认真讨论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的重大决策。由此确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揭开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序幕。
二、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
（一）经济特区的建立
1979年4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讨论经济建设问题。当时广东省委领导人习仲勋在汇报工作时提出，希望中央下放一定的权力，允许广东有一定的自主权，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汕头举办出口加工业。邓小平同志听后十分赞同，并向中央提议批准广东的这一要求。在讨论如何扩大对外贸易的过程中，到会的许多负责同志认为，可以在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发展出口商品生产，这个建议被写入了会议的有关文件。
经过各方面的充分讨论和准备，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广东和福建两省分别提出的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同时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根据半年多筹办特区的工作实践，中央进一步明确，在特区发展中不但要办出口加工业，也要办商业和旅游业，不但要拓展出口贸易，还要在全国经济生活中发挥多方面的作用：如发挥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和对外政策的窗口以及“开放的基地”。这样1980年3月将“出口特区”改为内涵更为丰富的“经济特区”。
由于深圳、珠海、汕头以及厦门四个特区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家决定扩大经济特区的规模和范围，1988年4月13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提出的议案，决定海南省成为中国的又一个经济特区。
（二）经济技术开发区
经济特区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巨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也进一步坚定了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信心。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特区后指出：“除现在的特区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1984年4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议，党中央、国务院研究决定将对外开放的范围由特区扩大至沿海其他一些城市。这次开放的城市共有14个，它们分别是：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当年9月，国务院首先批准了东北重镇大连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从这时起到1985年1月，在逐渐审批沿海开放城市的实施方案中陆续批准了秦皇岛、烟台、青岛、宁波、湛江、天津、连云港、南通、福州、广州等10个城市举办经济技术开发区，给予它们和沿海经济特区类似的优惠政策。1986年8月，国务院批准设立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虹桥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年又批准了上海市举办以发展高新技术为主的漕河泾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样中国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达14个。到1991年底，14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累积开发土地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批准外商投资项目1501个，协议吸收外资27.2亿美元，投产运营的企业达821家，经济技术开发区显示其发展的勃勃生机。
1992年邓小平南巡并发表讲话，科学地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鲜明地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姓“资”姓“社”等许多重大问题。同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科学的概括。理论上的创新推动了人们思想的解放，中国的对外开放又迈出了很大步伐。1992年，国务院先后批准举办温州开发区、昆山开发区、威海开发区、福清融侨开发区；1993年国务院批准了东山开发区、武汉开发区、长春开发区、哈尔滨开发区、沈阳开发区、杭州开发区、芜湖开发区、重庆开发区、萧山开发区、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广州南沙开发区；1994年8月国务院批准北京、乌鲁木齐两个开发区。至此国务院已经批准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共达32个。
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当然，由于各种原因，各地在自办开发区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失误，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许多地方不顾自己的条件和可能，群起效仿经济技术开发区，刮起了全国性的“开发区热”。特别是1992年，许多地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兴办了各种名目的开发区，以致在1993年初使各种自行设立的开发区总数达2000多个，规划面积达1.48万平方公里。在这些开发区里，许多是只开不发，不仅造成了大量的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还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对此，国务院于1993年下发了《关于严格审批和认真清理各类开发区的通知》，并在1994年的《国务院批转关于固定资产投资检查工作情况汇报的通知》中要求对开发区进行规范化管理。
经过清理和整顿，到1995年底，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共有638个。其中经济开发区533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48个，旅游开发区57个，规划面积5100平方公里，起步面积844平方公里。从分布情况看，沿海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含北京）的省级开发区约占总数的55%；从发展的情况看，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各省级开发区共批准内资项目43万个，投资总额2200亿元；外商直接投资项目9000多个，合同外资330多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80多亿美元。
从国务院批准设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来的近17年，在国家一系列的方针政策指导下以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者的艰苦创业下，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坚持以工业为主、吸收外资为主、拓展出口为主的“三为主”方针，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它们基本上成为所在城市的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技术与管理的创新点。所以，同经济特区一样，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是中国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走向市场经济体制、从闭关自守走向对外开放的“试验田”和“排头兵”，并且从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中获得动力，在国内外大市场的竞争中发展壮大。
（三）开发浦东
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之际，具有得天独厚位置的上海的开放也被提到议事日程。实际上开发浦东和开放上海的设想已经酝酿已久。1980年前后，上海和北京的许多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开发浦东的各种设想。之后，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几届领导曾经反复研究浦东开发的大政方针，并组织专家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论证。1984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向国务院上报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纲要》的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了开发浦东的问题。国务院在1985年2月的批复中明确指出要创造条件开发浦东，筹划新市区的建设。1986年10月，国务院在《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的批复中提出：“当前特别要注意有计划地建设和改造浦东新区，使浦东成为现代化的新区。”为了落实国务院的两次批示，上海市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成立了开发浦东咨询小组。1990年2月2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请示》。同年3月邓小平同志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中国的发展战略，并提出了“抓上海”的战略构想：“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市搞起来是一条捷径”，之后的3月底到4月初，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姚依林同志受党中央、国务院的委托带领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到上海市，对开发浦东进行专项调查研究。4月15日到18日，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到上海市视察工作，并于18日正式宣布开发开放浦东。199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在批复中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深化改革、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一定要切实办好”。1992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要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以此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的新飞跃。
浦东的开发和开放极大地促进了浦东和上海市经济的发展，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国际上较为知名的国际金融中心，并由此带动了上海市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
（四）内地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进一步地扩大对外开放：一是，从1990年起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的外高桥和天津港等地设立了15个保税区。保税区是中国改革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新生事物，是中国借鉴国际上通行自由贸易区的做法，并在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开放区域。在此区域内，从境外运入的货物就其关税和其他关税而言被视作境外，免于海关监管，并给予该区域特殊的关税和优惠政策。中国建设和发展保税区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利用保税区内海关保税的独特条件发展对外经济。到1996年，中国已经设立了15个保税区，它们分别是上海浦东新区的外高桥保税区、天津港保税区、深圳沙头保税区、深圳福田保税区、大连保税区、广州保税区、张家港保税区、海口保税区、厦门象屿保税区、福州保税区、宁波保税区、青岛保税区、汕头保税区、深圳盐田港保税区、珠海保税区等。二是，开放长江的芜湖、九江等6个城市和设立长江三峡经济开放区。三是，开放珲春等13个陆地边境城市。四是，开放内陆所有的省会、自治区首府城市，给予这些地方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样的优惠政策。这样，在中国就形成了沿海、沿江、沿边及东西南北中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局面，使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至此，中国对外开放形成“经济特区——沿海港口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沿海经济开放区——再到内地”这样一个多层次、有重点、点面结合的对外开放格局。
（五）全面对外开放
经过艰难谈判，中国于2001年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将由以前有限范围和有限领域内的开放，转变为全方位的开放；由以试点为特征的政策主导下的开放，转变为法律框架下可预见的开放；由单方面为主的自我开放，转变为与世贸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开放。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是：
第一，由地域的全方位开放走向产业的全方位开放。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开放已经不仅是通过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区域，而是形成了东西南北中全方位的开放局面，使中国经济的开放程度和范围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更重要的是中国要积极作准备由地域性的全方位开放进一步走向产业的全面开放，一般具备竞争性的行业将实行全面的开放，允许外国商品和资本在一定的条件下进入。这既是中国加入ＷＴＯ的需要，也是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内在的要求，竞争将日趋激烈。
第二，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背景下，不仅中国的市场将向全面开放的方向发展，使国际资本和商品更大范围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中国的资本也将以更快的速度进入国际市场，中国将会有更多的企业从事跨国生产和经营，“引进来”和“走出去”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两个轮子，有力地推动中国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海外企业有了迅速的发展，现在几乎在世界各国都可以看到中国企业的身影。但是，中国在海外的企业目前绝大多数属于贸易型的企业，是国内贸易公司的分支或生产企业的销售代理。真正具有跨国生产和经营性质的公司尚寥寥可数，规模较大的企业也不多。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及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日益加强，目前中国企业已经越来越多地有了跨国发展的需要，而中国经常项目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连续顺差也为中国企业是向跨国生产与经营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虽然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跨国公司目前尚很少，但在21世纪中国开放型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阶段，中国跨国企业的发展必然会与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一样，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中国企业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程度也必定会进一步提高。
第三，中国的金融市场将不再与国际金融市场隔裂，金融市场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会大幅度提高。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具有开放型经济的特征，商品市场的开放度和国际化都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但是，多年来，中国的金融业和金融市场迄今仍保留着相对封闭的状况，它与日益一体化的世界金融市场存在着相当的隔离度。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作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门和核心环节，通常在对外开放的进程中排在较后的序列，这在发达国家开放经济走过的历程中也是如此。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开放是在二战之后开始的，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西方普通实行金融自由化才出现的，因此，全面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金融市场可以被看成是开放型经济的发达形态。按照中国加入WTO协议，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已日益临近，2006年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突飞猛进的一年，是迎来外资全面进入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上市，颁布国务院《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
第四，中国的规章制度将会进一步规范化并与国际接轨，政府的宏观调控方式要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是与对外开放共同发展的，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应该看到，市场的上层建筑，对市场进行调控的各种管理手段、规章制度，尚未按照开放型市场经济的要求进重构和重组。这里面既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有滞后性这一规律起作用，也与中国渐进性改革的特点有关。中国要在建立全新市场经济体制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市场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又要尽量避免体制转型带来的震荡和冲击，使经济增长的代价降至最低限度。这样，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形成了很多有中国特色的现象和上层建筑。尽管我们不能说中国现存的各种宏观经济管理机制、手段和规章制度仍然都是不合理的，但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这些规章制度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必然要遵循WTO的规则，这就要求中国对与WTO规则以及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承诺不相符的地方做重大修改使其与国际惯例接轨。中国进一步开放的上述方向既是中国本身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对中国提出的客观要求。
三、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
实行对外开放，是中国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总结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回顾中国对外开放20年，中国对外开放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渐进式开放。中国开放是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由点到面、由浅入深，以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为重点，逐步向中、西部内陆地区推进的，既保证了对外开放的不可逆转，又避免了盲目开放给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
第二，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开放。中国对外开放强调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等互利，在此前提下，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发展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同时，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安全。
第三，中国对外开放是以经济开放为基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中国的开放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以后也是以经济开放为基础和重点。同时也包括积极发展同其他各国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第四，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开放。无论哪个国家、属于什么性质和类型，也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中国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同它们的经济贸易关系。
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体分“三步走”。这一战略部署就是：
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1992年中共十四大进一步提出，要在20世纪90年代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实现第二步发展目标；同时，也对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提出初步设想。
1997年中共十五大又将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2021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2049年）时，基本上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
